喻传红，江苏南京人，自幼热爱文学艺术，曾有多篇文章散见于报刊。南京大学社会管理系毕业，从事跨国企业管理与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数年，期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并旅居世界近五十个国家地区，观摩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形成个人独特审美视角并积累了丰富的生命经验。2008年拜著名艺术家何多苓为师，弃商专心美术创作，之后成为职业艺术家活跃在当代艺坛，现居北京。

　　喻传红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冬天的早上起来总找不到另外一只袜子呢?”可能的回答是，“夏天就能够找到吗?”这些感觉都是一瞬间，很偶然，不能整理。并且，找得到又怎样?难道生活始终需要保持能找到另一只袜子的逻辑吗?真实的心理是，不必回答所有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有一种生动的感受：舒适、惬意。不过，肉身会受到现实的左右，如果这类瞬间被现实问题打断，就会产生抑郁，至少是忧郁的情绪。但是，只要有条件，注意力仍然会被安排在这样一些偶然的瞬间里，从中获取哪怕是一丝快意。有那么一天，喻传红决定用绘画的方式去固定生活中的那些瞬间，她想要这样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白天与黑夜，但是，她已经深陷不能自拔。在之后，这些瞬间频频发生在手中的笔端，她涂抹那些并不明快的色彩，大多时间是薄薄的，甚至是流汤滴水的。

　　喻传红显然受着何多苓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成分多为精神上的，她喜欢老师的那种微妙的气质：浪漫主义的优雅夹杂着鬼鬼祟祟的古典主义的情绪。这是一种风格的精神基础，不能够学来，却能够感染得到。喻传红好像拥有接受这样的感染的心理平台，经常地，她甚至就是迎上去，希望沉浸其中。

　　与她的老师一样，音乐是找到那瞬间的源泉之一：

　　“我画画时大多数时候是在听古典音乐，音量放得很大，感觉上很大音量的古典音乐可以很快把思想引入纯净，避免其他干扰，甚至是以音乐对抗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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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夏天，我能够只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进行创作，因为夏天我比较亢奋，用巴赫的音乐来平衡或抵消我的情绪，而冬天这样的曲目却能勾起我的伤感，绝不听。有时候我也听迪斯科舞曲进行创作，因为我知道我的画需要很多的步骤和时间，才能达到我理想的画面效果，所以换画时我也会换音乐，因为太注重细节，以此可以避免把上一幅画的细节注入下一幅画中，自我累加过于繁复。

　　喻传红几乎不刻意选择题材，如果眼前的对象对自己有所触动，或者就是他人的一次订约，也能够成为她要绘制的内容。有意思是的，她总是将对象转变为一个准备投射情绪的托词，即便那是一个人物，即便存在着对象表情的感染，她也会在涂抹的过程中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笔端导致的戏剧性，所以，读画的人的感受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对象本身有一种力量让你同情它，是人物他(她)有表情，是风景它会唤起情绪;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那些涂抹的笔触中深入到另一个世界：一旦受到感动，那就一定是涂抹者在笔触中流下了内心的印迹。

　　人们该如何来描述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看到了很好的风景?抑或是看到了一个人的肖像?喻传红说不清楚自己的艺术倾向性究竟是什么，她说：

　　“我的绘画有古典的因素在里面，看书也喜欢古典的，现代文学时常会让我感觉到活在充斥垃圾的时代，甚至万念俱灰。没有办法才活在现代，如果可以选择，我必定活在古代。古代是等待邮差的感觉，或者是平静地把纸铺上燃起烛火写点什么的模样。我的画在构图(画面的整体安排布局)和人物造型、神情的表达上极具有当代人的气息。”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想象中的古代是那样地美好和充满诱惑，而自己却生活在垃圾般的今天，要处理这样的矛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阅读过现代主义文献的人都理解这样的心情，对于那些渴望心灵慰藉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的需要是双重的：他们需要安放灵魂的秩序，却又不太顾及世俗的生活逻辑，结果，他们总是在日常中的一瞬中寻找慰藉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病态，尽管喻传红对现代的世俗生活颇有反感。正是这样的矛盾性，喻传红既不放弃对象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能够帮助表现情绪的特征，又要努力让绘画成为自己内心故事的陈述载体，一旦对象所唤起的情绪与自己此刻的感受相吻合，她就会在画面上找到满足，这时，技术就在感受的引导下发挥了作用。肯定的，作为一个没有进行过专业训练的画家，喻传红自然要去琢磨绘制的方法和技术，但是技术总是跟随表现对象甚至自己的情绪而去的，这样，所谓的艺术的稳定性恰好是她感受到的那个瞬间：

　　“我比较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的气质，包括构成气质的细节：衣服的褶皱、蕾丝。当然有时也会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效果强加到绘画对象上。我曾经画过我的二姨，却是我很少的、画不下去的作品，似乎不忍表达亲人的皱纹，花白的头发和老人斑。以往心中的二姨是生命力倔强和强盛的，我感到无比矛盾，我选择暂时搁置，等我觉得自己足够承受的时候，我会再完成它，毕竟表达衰老也是情感的部分，不能掩饰衰老。所以我在忠于自我和完整表达对象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喻传红的绘画也是一种谨慎的表现主义，手书写的偶然性决定着画面的效果，她会关注对象的细节特征，但是，因为她的本能的注意力是放在瞬间感受上，所以对象的物理特征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保留。何多苓宁肯认为自己是一个古典艺术的追求者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声落入缺乏教养的现代主义，可是，他的绘画总是将观众引向画面之外，在那些厚薄不均的涂抹和笔触的处理留下的痕迹上，物理特征似乎已经消失了，留下的仅仅是由视觉引发的情绪。这样的感觉立场传染给了喻传红，因此，在随意安排的构图中，在一个偶然的瞬间的捕捉中，喻传红经常会在画面上留下诧异，而这些诧异是在那些灰色而偶然的笔触与处理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呈现出病态的特征，却是喻传红要要的。

　　偶然性不是古典艺术的特征，可是这正好是喻传红要保留的东西，这种情况在人物的描绘上特别突出。喻传红始终想知道对象的性格与神韵，可是她给出的结果却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她说那是时代在人物表情上打下的“迷茫”的痕迹，不过，这样的痕迹也是自己投射上去的。结果，我们能够知道，喻传红不过是想通过绘画去接替她认为应该尽量减少的无聊生活，让绘画本身更多地与身体的存在结合在一起。

　　喻传红承认她喜欢杜马斯和培根的作品：

　　“因为他们的作品独特，有着强烈的存在感与无可替代性，具有丰富的内涵，也许与我从小大量阅读文学哲学有关。杜马斯的突破性、对暴力、政治，情色的敏感性等，其作品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所以难得。培根则是另外一种让我佩服的综合能力强大的表现。他们的创作激发我在画中完成我对人生、对生活的综合表达。”

　　这样的坦白暴露出喻传红与她的老师何多苓一样，希望更多地保留真实的人性。杜马斯的绘画是心性透过日常和社会生活之后的一种病态般的存在，不是佛教经典里所推崇的那样的干净，至少，忧郁与情色不属于修行所要求的内容，可是，与杜马斯一样，喻传红将所有的心理状态视为一种人生的修行，绘画是生活，生活就是修行，对于她来说，反过去说也行，就像她早晚不分，随着性情安排自己的作业一样。至于培根，那也是潜藏着的情色与暴力的源泉，培根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入的性与性欲因为异常而显得具有巨大的暴力倾向，喻传红是愿意在绘画的过程中接受这样的心理感染与蹂躏的，以至于她画出的石榴也是情色凸显的。

　　喻传红说她想在绘画的实践中躲避性别差异，可是，这个差异不可以躲避。她断断续续去描绘风景，想在那些由自然引发的图形、痕迹和笔触效果中寻求美学的可能性，这也许是女性的一种视觉要求。她着迷于由于时间留下的细节，她在旅游中收集了一些有时间与痕迹的图片，她从这些图片固定下来的图形、斑点或者色彩中感受到了一种可以将绘画发展到抽象领域的可能性，那些来自于千年陵墓的殿基和与宗教有关的遗迹成为她可能的出发点，她说她非常想画这样的东西。这种细腻的观察和感受即便男性也有，也通常是不如女性那样彻底的。这时，我们可以发现：看上去，画家所要的就那一瞬间，可是，这样的瞬间无休无止，就像我们踏水修行，如果每一个瞬间都保持了平衡，就一定会到达彼岸——这可能是喻传红真正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