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与积淀，新千年之后的中国陶瓷文化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艺术风格向传统回归，曾经喧嚣一时的西方现代艺术对陶瓷艺术的影响处于徘徊状态，面向过去，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精耕细作、贴近传统的艺术追求成为陶艺界的主流;二是陶瓷绘画的迅猛发展，大量外地职业艺术家涌入景德镇，给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南国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由于这些艺术家的专业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介入为陶瓷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显著变化，那就是艺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多样格局的形式深入发展，陶瓷这一古老的艺术在新千年的初期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方卫国就是众多外来艺术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早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后分配到国家话剧院工作，作为国内知名的舞台美术设计师，他曾参与策划数十个重要活动的舞美设计，如1997年香港回归文艺晚会、2005年中国妇女大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在业内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方卫国2004年开始介入陶瓷艺术创作，在此之前他一直进行油画和国画创新，且颇具建树，如他的宣纸油画就是一种对绘画材质的全新尝试。作者以宣纸为媒介，将西方的形式技法、东方的题材内容融合在一起，寻求一种全新的审美认知，这种探索给他后来的艺术实践带来诸多启示。油彩在宣纸上晕染后的斑驳效果、自然形成的纹饰与肌理等技巧对他的陶瓷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如他对色釉、色料等不同材料的精确控制和掌握，对自然纹理的钟爱和利用，就是其宣纸油画艺术的延续性发展。

　　经过在景德镇近十年的辛勤耕耘，方卫国在陶瓷绘画方面取得了不菲成就。作为一个外来艺术家，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阅历让他对陶瓷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这种认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他风格不同的画面上都有体现。方卫国很欣赏产瓷区艺术家的传承意识，重视传统精髓的延续，但他更强调创新，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提升、实现绘画语言的突破，创造出体现当代人精神需求和时代特性的作品是他思考和实践的重点。因此，无论是青花、新彩、粉彩或颜色釉，方卫国笔下的形象都远离传统窠臼，那些因叛逆而愈显灵动鲜活、极具张力的形象让人过目不忘。为了充分体现自己的艺术思想，让形式更好地服务于主题，他在题材和用笔上也力求变新，兼容古今，强化个人图式和语言风格的融通。如其最为钟爱的瓷板画艺术，作品结构铺张、色调辉煌、细节精湛、气度非凡，其中既有传统的神韵，也有时代的形式美感，较之明清以降低眉顺眼、柔弱纤细的传统瓷画人物有着质的区别，那些或庄严肃穆或幽邃深沉的画面意境显现出的恢弘博大的美学风格，已经超越了工艺之美的精丽细腻，有着俊朗放逸的特征。

　　色釉瓷板画《侍者》系列是方先生近些年的得意之作，画面瑰丽多变，恣意流淌的颜色釉纵横交织，勾勒出美轮美奂、极富动态美感的背景。画中人物端庄沉静，或凝神静立，或若有所思，衣纹流利飘逸、细劲有力，寥寥几笔就生动再现了对象的风韵和神姿。墨线勾绘的五官和双手浓淡相宜，极富弹性和肌理感。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色釉语言的无比丰富性、韵律感构建出画面的动态美，脱离传统壁画艺术程式化的细节描摹，在动静相宜、虚实互依的组合中，完成了绘画技法的传承与衍变，这种通过对传统艺术的大胆抽取与重组，赋予对象以现代感的表现方式在方卫国的创作中屡见不鲜。

　　《敦煌印象》系列作品同样体现了艺术家的这一偏好：画面的整体结构恢弘雄奇，线条构建起的骨架在色釉间穿行，厚重斑驳的画面因此多了份灵动与清新，主体人物也似乎从华丽铺张的背景中慢慢浮现，有着舞台剧的效果。作者通过斑斓的色彩、游动的线条和色块的对比营造出的具有冲突性的一幕，是其多年的艺术修养与审美眼光潜在地发挥影响，也是其数十年来艺术积淀薄发的具体体现。

　　颜色釉是景德镇传统艺术中最具知名度和最富表现力的艺术材料之一，它那“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特质深受人们喜爱，但由于颜色釉在一千多度的高温烧成中会出现种种难以控制的变化，且成品率极低，所以在以往的历史中只被用作单色釉装饰，极少有人将它作为绘画原料进行创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烧成制度的改进和窑炉设备的科学化，将颜色釉用于绘画创作的尝试才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时至今日，虽然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但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工艺复杂的特点，以颜色釉进行创作且成果丰硕者依然较少，方卫国能取得今天的这些成就实非易事，这同他不倦的努力和极大的热情密不可分。

　　方卫国另一类为人们称道的是彩绘仕女系列。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青花人物或是新彩、粉彩形象，作者更看重线条及笔墨韵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充分吸取传统人物画重视神韵、重视笔墨情趣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构成艺术的特点，形象的生成、笔墨的流动更显生动和自如，从而克服了景德镇自珠山八友以来所形成的拘谨、僵硬、呆板缺乏韵味的传统画风，灵活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塑造每一个具体形象，真实再现了对象的身份和性格特征。方先生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既有狡黠烂漫的少女，也有丰艳靓丽的少妇。由于对女性性情心理刻画得细腻入微，塑造极显真实，如《虢国夫人》中贵妇名媛“名花倾国两相欢”的华贵典雅，《芙蓉》中怨妇“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孤寂和落寞，《荷姿》中凡尘女子“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的妖娆风姿，《早春》中女孩夸张的惊悸，《仲夏》的任性与自我⋯.无不惟妙惟肖，丝丝入扣，一颦一笑尽显娇媚与可爱。

　　川端康成说过，人类理想化的品质只有在女子身上有所流露，男人的纯洁则只限于儿童和老人。女人从纯情烂漫到聪明敏锐再到娴熟温良，她们纤细的感情、曲折的心理、甚至寂寞的忧伤和不幸的命运，都那样的纯粹真切，甚至弥散着“神性的光辉”。因此，女性的纯真、善良、细腻更多地承载了人们对美与善的想象和追寻，成为平衡这个世界暴力、不公和黑暗的有效力量。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的雕塑胜利女神、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都选择了一位平凡女性作为历史转折期的歌颂对象，作为困厄时期光明和希望的象征，究其原因无非是她们的性情品质更多地承载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为了真实再现人物的性情特征，方卫国曾对传统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从唐代仕女、宋元壁画、明清人物中吸取营养，尤其在对近百年西画艺术民族化、国画艺术现代化的关照中，寻求“中西合璧”(林风眠语)的最佳契合点。方卫国对传统的汲取不仅是技术层次的中国笔墨和图式的借用，更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再现，着重于东方审美境界的追求。同时，作品中素描结构和空间层次的合理运用，让他的画面更多了一份厚重和真实，这种中西互融的特征正是百年来艺术精英们追寻的理想。自康有为1917年痛陈“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诸如蔡元培、林风眠、高剑父、鲁迅、徐悲鸿等人纷纷疾呼国画改良，提倡将西方的写实主义融入山水画、文人画，以科学的精神进行艺术创作，希望一扫文人画纤弱颓废之气。经过近百年间筚路蓝缕的发展，传统士大夫推崇的遁世消极的隐逸精神已经被真切鲜活的现实生活所取代，艺术生态有着巨大改变，过去的三十年尤为如此，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更为密切和从容，中国艺术在走向世界和未来的道路上，主体和风格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传统艺术的现代性构建、个性化图式追求成为此期艺术家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这种努力将中国艺术带入一个更为丰富与繁荣的境地。

　　在方卫国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艺术家这种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探索意识，他们真诚而执著的艺术追求，在不断实现自我风格超越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艺术语言的更新，更多的是时代精神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