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者多次招呼，随时给我留着专栏，我没忘，却因为瞎忙，一拖再拖。壬辰初夏，待把“艺术印记”展览走完了过场，《20世纪中国画史》进了书店，终于有空涉笔议论些杂事，遂取题“摭言”，或摭人余唾，或摭其切要，求个一吐为快。

　　近来，打造画派的呼声奇响，吵得闹心，或借美术报刊网络传媒，或借美术展览平台，仿佛宣传多了，家喻户晓了，就真的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因之画家有了归属，那画派也有了寨主。更有甚者，借政府部门审批，那官家也乐得赚个打造画派有功的头衔，全不管有没有艺术规律这事。他们又都晓得美术史论家的重要，遂登门造访，求你承认，以期白纸黑字地载入史册，一直搞得你烦而逐客。恕吾不点其名了，一则休想借吾口传扬;二则也别坏了人家的好事，说不定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就打造成了，即便不成，给画家们多拨点款不也挺好吗。

　　走笔至此收到《中国书画报》，一版有《画派当然可以打造!》一文，认为这是“在文化贫瘠与商业渴望的双重压迫下的必然行为”，剖析得相当深刻。但该文又说这类如动物撒尿划定势力范围，乃人之“动物性本能”发作，笔者确不敢苟同了。

　　以上乃打造新画派之乱，另一现象是搅乱老画派，表面上是重视文化，实际上也像是新组画派。近日连续收到某组委会寄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该会同期有一展事，自称最大、最高云云，所列画家以派分类，“海派”里却没有两个领袖：前海派领袖赵之谦与后海派领袖吴昌硕，“四任”皆无，若限于现代，吴昌硕、蒲华是不应漏掉的;“岭南画派”中独少与高剑父、陈树人并称“二高一陈”的高奇峰;“京津画派”之说大概是延续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画派画集”的说法，是主张宋元传统的集群，无林纾、姚华为其缺，增徐悲鸿、吕凤子为其乱——徐悲鸿自是参酌西法的新派，吕凤子仅1916至1919年间任教北京，怎么就成了“京津画派”一员;被称为“新浙派”的原本是原浙江美术学院的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等人物画家，在这个邀请函中变成了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合处的画派，如此乱点鸳鸯，真让人哭笑不得;“金陵画派”不是明末清初的“金陵八家”，新加了个陈之佛，也不再是被称为“新金陵画派”的江苏山水画家群体;“长安画派”的名单不齐不说，因为黄胄曾师从赵望云就被拉入长安画派，简直是拉郎配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此乱来恐怕要大跌眼镜。

　　凡事均应有游戏规则，艺术自有其艺术规律，学术当守学术规范，不然则乱，非但不能繁兴文化，只能呈现文化乱象，真有些“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