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之友：奚社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自您1991年担任浙江人美社的社长到现在已经18个年头了，这18年来浙江人美社发展的大致情况如何?

　　奚天鹰：这18年来，浙江人美社整体上是稳步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方面，最近几年的目标是销售超亿，利润过千万;图书质量方面，1992年以来我们出版的《路》、《中国美术五十年》、《潘天寿书画集》、《20世纪中国美术》等六部图书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们社拿了五个，像《中华少年奇才》、《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共和国领袖的故事》等;中国图书奖我们也取得了六个奖项，包括《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浙江七千年》、《世界少年奇才》等。最近我社和山东美术社一起合作出版的《黄宾虹全集》又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社的“三大板块”格局已确立，并突显出它们的个性，即美术图书、美术教材、美术刊物。浙江人美社始终围绕着专业出版的路子走，发挥“小而专，小而特”的个性，“用服务求支持，用贡献求发展”的战略思想已在我社达成共识。

　　美术之友：贵社近年来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和图书质量的双丰收，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奚天鹰：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靠人的。我们这个出版团队是拿得起来、拉得出来的团队，我们的领导班子一直有着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和谐、良好的工作氛围。团队的统一意志就是这么多年来浙江人美社能够持续稳步发展的保证。

　　美术之友：最近几年是出版社改企转制的高峰期，您认为出版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奚天鹰：我们始终坚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这个原则，我认为出版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这样，利润回收之后还要再出精品书再出好书。这是我们的行业分工，因为我们是出版社，他的社会责任，用图书这种载体，承载的内容是文化，传播和积累文化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美术之友：那么您觉得现在是出版改革的合适时机吗?

　　奚天鹰：我当社长到现在有这么几个过程，从一开始对社里出版的改革发热期到冷静期，再到持续发展期。记得在1992年刚开始当社长不久，很多东西都不配套，就开始搞责任制、搞跨系统合作等等，留给的经验教训是：改革决不能一个部门一个局部搞，而且改革只能半步半步地走，否则会进一步退两步。比如90年

　　代初我们和一个企业合作做挂历，资源可以共享，双方得益，但是当时的反对面就比较大，搞了二年就无法操作下去了。现在的大环境好了，时机也成熟了，搞改革是好时机。

　　美术之友：那么转企后浙江人美社有了哪些变化?这对贵社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

　　奚天鹰：浙江人美社的改制我认为有三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内部机制创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点不是虚的，真的很重要，只有观念转变了，后边的工作才能做起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规范管理。我们是2005年12月31号正式转企的，改企之后首先是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第二是改制之后对产品产销实施全方位监控，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防范风险，实行合同制。我们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规范管理，最明显的是企业的预算制和决算制方面，不是像之前我们想好了这个书马上就开始印，后面到底有没有效益不知道。出版物是个产品，产品就要从一开始策划到投放、再到资金回笼整体全盘考虑。第三点是实行计算机管理。我们从选题开始到印制再到发行全部应用计算机，这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便于管理。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改企后正赶上去。

　　说到作用方面，改企之后我们的员工兼职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员工的满负荷工作制，充分地发挥员工的潜能。一方面人的压力大了，另一方面人的潜能又发挥出来了，员工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他认为原来两个人干的活，现在我一个人也能干，员工认为自己本身的价值也大了。比如我们办公室和总编办原来都是四个人，现在都压缩为两个人了，每个人要兼很多的工作。现在浙江人美社人少了，效率却提高了，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方面。

　　美术之友：这就是所谓的“精兵简政”了。那么转企后是否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奚天鹰：问题还是不少的，现在的考核机制是把业绩考核落实到个人的，好处是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员工的业绩是和利益挂钩;但同时出现的弊病就是精品书就很难出来。我们出大画册靠的是积累，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做出来的，精品书的操作是个积累的过程，要通过资源、市场、编辑运作等高度整合的团队行为来完成，

　　是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出的许多获奖的书像《20世纪中国美术》、《潘天寿书画集》等这类图书，是通过许多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黄宾虹全集》我们搞了8年多，而这些任务如果落实到一个人身上是没办法操作的。个人只能出短、平、快的书，当年投入当年见效，就像是种草，要植树就很难。这样一来我们“躺在地上”薄薄的书多了，“竖在书架上”的书就变少了，这是个难点。我认为这是阶段性的、暂时的，是短期的行为，到最后肯定是要优势整合的。

　　美术之友：我们常说天下之事“以人为本”，那么改企后贵社是如何调动员工，特别是青年编辑的积极性的?

　　奚天鹰：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人力资源是影响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一是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有什么事情我冲在头上。二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年轻的编辑创造好的条件。我们这两年经济效益上去之后，在我们权力范围之内，从奖金、福利方面给予他们一些倾斜。在教材方面，有几个年轻编辑确实起到了作用，我们去到美国看了一些教材，吸取了他们的好经验，结合自己国家的现状搞成了现在的教材。

　　美术之友：说到教材，当下各美术出版社对于美术教育类图书的建设热情都非常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是怎样在竞争中站稳优势的?

　　奚天鹰：教材方面，我觉得质量是第一要素。为了提高教材的质量我们特地到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聘请研究青少年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波顿教授作为我们的顾问。我们把先进的理念引进来，这是第一。第二是必须适合国情。我们和国外的差距还是较大的，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这些方面我们要去适应。第三是不但要适合学生“学”，还要适合教师“教”。以前有些教材制定的课程需要一些硬件的条件，但不少农村就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教材上的内容没办法实施。因此我们的教材在图片选择、文字撰写、版式设计都力求做到轻松、有趣、大气，具有个性，同时在教案的设计方面我们提供给教师两套方案，还在页面上还留出空白供教师自行设计教案，这样极大地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提高了教师教学的效率。我们的教师参考用书很实用，为教师提供了方便，又开拓了教辅书的市场。

　　根据这三方面的要求我们提出了“接近社会、贴近学生、学以致用”的美术教材出版方针，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每一步工作。

　　美术之友：我们再来谈谈本版书。贵社的书有很多都获得了大奖，那么您觉得最得意的本版书有哪些?

　　奚天鹰：获奖不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编辑的水准和质量。我们出版的《中国美术50年》、《路》、《潘天寿书画集》、《20世纪中国美术》，从选题的策划，选、编、设计都花了很大塞功夫。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专业美术出版社，应该是小而专、小而特。浙江的地域文化、历史积累和文化内涵都很丰富，几千年的文明史，使浙江积淀了丰厚的美术资源;历史上美术名家辈出，又有中国美院这样一流的美术专业学府。如果我们把专业特色做出来，实际上也能冲到全国的前列。

　　美术之友：我觉得贵社在出版方面很能抓住一些机遇，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明星挂历。

　　奚天鹰：出版就是要抓机遇。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出版的挂历一般只有一万，几千甚至几百的销量。当时国内很少出影星题材的挂历，我就拍摄了一批，包括当时很有名气的张瑜、方舒、刘晓庆等的摄影作品，在北京和杭州之间跑了很多次。1982年年底推出，后来印了22万。还有《世界文学名著》，当时正好是“文革”以后，很多人要考大学，但是长期在农村、工厂，没有时间去读那些名著，况且当时也买不到书。我们就把《世界文学名著》改编成连环画，图文并茂，大家感觉是个了解名著的捷径，后来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卖得很火，销售了400多万册。《孙子兵法连环画》，正好碰上“海湾战争”，卖了30多万套。我编的大型历史画册《路》是侯波、徐肖冰从延安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时期，他们夫妻两个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摄影。在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把他们拍摄的一幅照片配上一个故事与中央文献室在一起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故事》，销得很好，很快重版了。于是我就编下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一共六本，组成了一套《共和国领袖的故事》。《20世纪中国美术》正好是跨世纪，美术界评价很高，台湾地区也买了版权，比大陆销售得还好。这些书都赶在了需要的时候，看起来像是“撞机遇”，但是凭借运气撞一个两个可能，总撞上就有“问题”。

　　美术之友：关键是一个“前瞻性”，还有《中国美术50年》也是这样。

　　奚天鹰：是的。这种感觉在“刻意与不刻意”之间。

　　美术之友：虽然您刚才提到浙江人美社是个地方出版社，但我感觉贵社的品牌近年来有很大的提升。像中国画方面的《潘天寿书画集》、《黄宾虹全集》都是值得珍藏的好书。当然做全集也是近年来流行的做法，比如湖南美术的《齐白石全集》、《吴冠中全集》，广西美术的《傅抱石全集》，但是这类图书投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都比较大，可能经济回报方面则一般，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奚天鹰：首先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我们是做书的，有一种责任感，不是看到什么好、什么可以赚钱就去做。像这样的精品书、品牌书是一个出版单位的标志。其次说到效益，我们这几部书经济效益都不差。《潘天寿书画集》首版3000册后又再版;《黄宾虹全集》共投入500多万元，和山东合作一共印2000册，现在仅我社就卖了400多套，成本肯定可以收回的，当然销售时间可能会长些。这类书资金回笼的速度慢一些，却是能够长期“放在书架上”的。有些小薄本书，年初选题，年底资金收回，但只能“放在地上”。第三这也是一个定位的问题，面向的读者群不同。

　　美术之友：《黄宾虹全集》确实是一部力作，我们也曾多次向读者推荐。您觉得和其他的一些黄宾虹作品集、画册相比，《黄宾虹全集》有什么特点呢?

　　奚天鹰：说到这部书的特色，首先是我们抓住了制高点。20世纪60年代我们研究黄宾虹，主要是对他的笔墨技法、绘画风格方面的研究论证;20世纪90年代末，对他的研究从艺术实践向理论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又召开了几次黄宾虹研讨会，现在我们对黄宾虹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从历史、社会、文化的高度全面研究他的画论与人生抱负这样的探讨。所以我们在21世纪推出的《黄宾虹全集》就占据了高点，加入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在编辑上有三大亮点：一是导语。《黄宾虹全集》共十卷，每卷前面都有精彩的导语，用黄宾虹自己留下的200多万的文字资源，以黄宾虹自己的语言解读他的艺术实践与画学思想。比如黄宾虹生前曾说，他的艺术要50年后方能被人理解，确实是这样。

　　二是著述和年谱。我们把20多万字的著述和年谱集中在一本里，包括语录、题画、诗文、信札，这样使整体构成更显出文献价值。

　　第三是著录释文。原来不准备加释文，我坚持既然是《黄宾虹全集》一定要有，否则宁可不出书。由于黄宾虹的学问太渊博了，一生涉猎、研究的范围涵盖中国画画史、画论、画法、鉴赏各个方面，释文难度很大。但是在我社俞建华等老编辑的努力下也做出来了，体现了我们编者的修养与功底。这三个方面和任何书相比都是响当当的。

　　美术之友：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有分量的好书。据说贵社正在进行《陆俨少全集》的筹备工作，预计明年推出，这也是我们十分期待的一部书，您能否先向《美术之友》的读者透露一些消息?

　　奚天鹰：陆俨少是个非常专业化的文人画家，他认识传统，强调写生，与时代一脉相承，传承与创新做得很好。陆俨少也是我们浙江画院的首任院长，因此今年为了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由浙江画院为主策划，我们参与。预计今年年底出版。

　　美术之友：除了《陆俨少全集》，贵社今年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出版计划?

　　奚天鹰：最近还有两本书。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我们马上要出版《情满桑梓——周恩来在浙江》。明年是建国60周年，今年又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我们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起策划了一本《开创——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史话》，是通俗普及性的图文本，简精装，准备在今年年底前出版，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抓机遇”。

　　美术之友：近年来随着“美术高考热”，美术类技法书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对此您有何看法?

　　奚天鹰：美术类技法书的问题是雷同重复太多，大都是些薄本。我们还是要讲特色，从去年开始我社推出两个系列，一个是《学院派基础》系列，另外一个是《大范本》系列，和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合作，走厚而精的路子，和一般的书拉开了距离，也取得了成功，重印了好几次。总之要“跳出来”。

　　美术之友：一个出版社要想发展，人才的培养很重要，对于培育有高素质的出版后备人才方面，您是怎样做的?对从事出版、编辑工作的年轻人您又有什么要求和建议?

　　奚天鹰：出版人必须是“杂家”，就是说策划、选题、组稿、编校、印制、宣传、销售一条龙操作，都要懂，最终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懂编辑业务、能成本核算、有营销谋略、敢于拓展市场、有超前意识、能一体化操作的现代出版人。当然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要求是高了些，需要慢慢积累。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机会让他们摸索。比如我们前几年进的一个年轻编辑，头两年怎么都不行，薄本都做不上。第三、第四年成绩就上去了，创效益都在前列。

　　对年轻人的培养，一是鼓励很重要。你鼓励一下，激励一下，说几句话的事情，对他们帮助会很大。二是让一些有经验的老编辑带徒弟一样带一下，编辑没有专业学校，靠得实践积累，老先生那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三是在权力范围内可以办的事尽可能多帮助关心他们。四是青年人提出的一些想法即使有些不妥之处，不要一下就“枪毙”，让他实验一下，让他去想去做的，因为现在我们最缺少的就是想法和创意。

　　美术之友：据了解，奚社长是个讲究务实的人，但您对生活也是充满热情的，在工作之余，您有什么爱好?

　　奚天鹰：我觉得作为“一把手”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的组织者，大的方面要把好关;二是生产业务的管理者，现在我们是企业，书是一种产品。三是开拓创新的指挥者。我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务实的，“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我很重视细节，比如教材从内容定位到封面、版式、装帧设计我都参与。像《黄宾虹全集》是两个出版社合作，有与编者、收藏者、两社之间等等的关系，在协调方法的工作很多，需要做得很细、到位。

　　个人兴趣其实我有很多，我以前在学校里是篮球队、排球队、划船队的，游钱塘江可以游两个来回——当时年纪轻啊，摄影当然发烧了，我与潘公凯是同学、是好友，我们在校时，不光一起拍摄，自己冲洗，自己用木头做放大机放大照片，在上世纪60年代算很不错了。我很合群，你喜欢什么我就和你玩什么，但是都不太专。现快到退休年龄了，以前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出版工作上，现在想重新拿起来，拍拍照，写写字，画画国画、油画，都是属于自娱自乐。我常说人的一生除去不懂事的阶段和老了走不动的阶段，扣除睡觉，其实真正有用的时间不过一万多天，我每天过得开心，每天对得起自己。

　　美术之友：我记得有句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前一万天追求思想和身体的成熟，中间一万天争取生活和事业的成功，后一万天努力于见到第三万天的太阳”，我想您是把中间这一万天都交给事业了，也取得了成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