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从考取北京师范学院首届书法专业班至今一晃已是三十个年头。回想起来，当年有些事情还历历在目。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恩师欧阳中石先生当年创办这个国内第一个书法专业，自有他的远见卓识。记得刚开学时，欧阳先生对我们说：“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同时还告诉我们，他创办这个书法专科是为了“匡正书风”，要让大家知道书法不仅仅是用毛笔写字，它还需要许多相关的专业知识。如书法理论、书法史、碑学、帖学、古文字学、古诗词、书画鉴赏……等等。除了开设那些科目外，欧阳先生也不偏废各种书体的技能训练。他反对死练多写，更注重传授正确的训练方法与观念的培养。事实证明，老师的观念与方法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从中获取的教益是可观的。

　　下面我先回忆一下印象最深的几位任课老师。由于我们这个班是北京师院教科所内首先创办的，正处于草创时期，校内缺乏足够的师资。于是，大部分专业老师都是临时外聘的在京名家。如：书法美学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叶秀山先生担任;草书课请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与中央音乐学院蓝玉崧教授担任;隶书请著名书法家、故宫博物院刘炳森先生担任;北京大学的高明教授和葛英会博士给我们开古文字学课;林岫教授教我们古诗词;书画鉴定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先生担任;书画杂识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张荣先生担任;书法史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玉池研究员担任;篆刻课由荣宝斋的著名篆刻家熊百齐先生担任……。本院也有几位教授任课，如书法理论课由中文系的王世征教授担任，由金运昌教授担任，欧阳先生本人也担任了几门课的教授。

　　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小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对本人日后的为人处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如叶秀山老师，精通八国语言及西方美学，他授课时并不是把许多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比较深奥难懂的术语来唬弄学生，而是用非常普通易懂的语言来阐述比较深奥的美学理念，深受同学们欢迎。

　　蓝玉崧教授因擅长二胡，在授课过程中有时会把拉二胡需要的运臂运腕等动作与写书法时的运臂运腕对照着讲述。因为二胡对学员们来讲并不陌生，所以他的比喻常常能令学员领悟。

　　沈鹏先生擅长草书自不待言，他在一次与同学们互动的小事令我至今难忘。记得有一堂课沈鹏先生留了一点时间给学员们提问，由他来释疑。不知哪一位同学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沈鹏先生。问道：“所谓书法三昧，不知是哪三昧?”沈先生念完纸条后，很诚恳地说：“到底哪三昧，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听后随即也写了一个小纸条递上去。沈鹏先生接到我写的纸条后，念道：“所谓书法三昧，这个‘三昧’不是数量词，‘三昧’是梵文音译，意即‘奥妙’。”沈先生念完后接着说：“这个解释应该是通的。”作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书法大家，他丝毫没有端着架子，不懂装懂，而是十分坦率地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呈现在学员面前，令我辈十分地敬重。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另一个反面例子。那位老师的姓名这里姑且隐去，是最初被请来教我们书法理论课的。他一上来就自我吹嘘已经研究书法理论多少年，如何精通书法理论。问题是他在讲课时根本对古代书法论坛讲不清楚。最后引起了大部分学员的不满，联名要求撤换。本人虽然没有参加联名署，但内心对这位先生的讲课也是不满的。幸好教科所采纳了同学们的要求，从中文系请来了王世征老师上书法理论课，对比之下，王老师的课让大家十分满意，王老师的人品也获得了大家的尊重。

　　刘炳森先生给我们上隶书技法课。刘先生十分智慧，在给我们上第一课开头就说：“我们的隶书是美术字，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办展览，需要写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我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也许刘先生知道社会上对他的隶书有称“美术字”的评价，他干脆挑明白了向我们作自我介绍。这样一来，反而获得了学员们的理解，没有任何同学去挑他的毛病。

　　张荣先生虽然名气似乎没有那么大，但备课十分认真，讲课条理清楚。有一次我对古文中的某几个字不认识也不理解，向他请教，他一时答不上来，于是承诺下堂课给我解答。果然，下一堂课他记得解答我这几个小小的疑问。看来是一件小事，但他体现了高尚的师德，让我很难忘怀。

　　高明教授在古文字学界名气很大，却丝毫没有名家架子，十分平易近人。葛英会博士虽然年轻，但讲授古文字时交代得十分清楚，比如某个字，在某位前辈学者是怎么认识的，另一位学者又是怎么认识的，他本人又是怎么认识的，都一一交代清楚。让我们初步了解古文字学的逐步发展与深化的进程。

　　以上是对任课老师印象的比较深刻的点滴回忆。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欧阳先生还十分重视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把外地赴京的中外名家请来给我们作讲座。同时还组织同学们去校外聆听一些讲座。这样的举措十分有利于拓展我们的眼界。

　　记得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民进中央共同邀请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熊秉明教授来京作为期五天的“书法与视觉心理实验”的培训讲座。王玉池先生邀请我去旁听，我向欧阳先生汇报后，欧阳先生答应我请假去旁听熊秉明先生的讲座，并吩咐我回校后要向全班传达熊秉明先生的讲座概况，并嘱咐如有可能，请熊秉明先生亲自来校给我们班作讲座。后来，熊秉明先生居然同意来我班作讲座。由于熊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的体系》在香港《书谱》杂志连载过，因此同学们对他并不陌生。这次请进来的讲座，让我们有机会与熊先生零距离接触，使大家受益匪浅。

　　此外，记得请进来讲座的还有日籍华人著名甲骨文学者欧阳可亮教授，王遐举先生、陈振濂先生，祝嘉先生及瓦翁先生等等。祝嘉先生瓦翁先生都是苏州的著名书法家，由于他们讲的普通话不标准极其难懂，于是为他们当翻译的任务自然落到本人头上。两位老先生已先后做古，回想起来不禁感慨唏嘘。

　　好像在1985年或1986年，中国书协举办“中国书法系列讲座”，先后请了当时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启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著名美学家韩玉涛先生做讲座。欧阳先生要求我们全班同学都去听讲座。

　　韩玉涛先生在讲座中列举了大量的考证，其渊博的知识令大家十分钦佩。可能他事先知道我们班同学都去听讲座，因此在快结束时，居然说:“我最近才看到葛鸿桢先生1981年对张芝创今草所作的考证文章，在此向他表示敬意。”同时又问：“今天葛鸿桢先生来了吗?”由于他如此问起，故讲座结束后我便到台上与他交谈，他特地邀我去他家做客，去他家喝到了南方喝不到的小米粥，这是后话。

　　启功先生作讲座幽默风趣，侃侃而谈如拉家常，十分通俗易懂。那次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结束语。他说：“我是满族人，也就是以往所说的‘胡人’。所以我前面所说是话全是‘胡说’!”这一幽默中带有谦虚的结束语，博得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结束语，一直缠绕在我的耳边余音不绝。后来，被我在前年应苏州博物馆之邀所作的题为《吴门书派》的公益讲座中，也借用了一下，因为苏州人又称‘吴人’，而在苏州话中，“吴”、“胡”不分。所以我在结束时也说:“我是苏州人，也称‘吴人’，苏州方言中‘吴’、‘胡’不分，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都是胡说。”由于在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前几年就有缘拜识启功先生，所以这次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就读期间，有机会经常去北师大红六楼向启功老请教，因而获益匪浅。

　　当然，因为在北京师院就读，拜访欧阳中石先生更为方便，因而可以更直接更频繁地向欧阳先生请教。记得当接到被北京师范学院书法专科录取准备赴京之前，我去向费新我先生汇报时，费老对我说：“我认识欧阳中石先生，此人极聪明，文章又写得好，你有幸考到他门下，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向他请教。”经过多年接触，我深深地体会到费老对欧阳先生的正确评价，同时也亲身感受到尽管欧阳先生在创办书法专业阶段举步维艰的处境，但对我班同学都是关爱有加，情同父子。因此，毕业后，一直与先生保持着联系。1999年，我准备出版一本书法作品集，求欧阳先生题笺并作序，先生不但题了笺，还认认真真给我提供了一篇序文的手稿。据老师说，他与王世征教授一起对序文仔细推敲定稿后，再抄录的。故此序堪称书文兼美，作为他的弟子我感到万分荣幸。

　　事实证明，当时欧阳先生倡导的“匡正书风”以及为我们设置的课程和鼓励我们多听讲座等教育方法，对我们获得系统的书法相关学问以至提升我们自身素养是十分有利的。

　　在二年就读期间，由于欧阳老师所倡导是“匡正书风”以及在课程设置中既重视各种书体的技法训练与创作，又重视对各种相关学问的修养，使同学们在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所提高。本人在这两方面也都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在学术方面，写了一些小文章在《书法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墨缘》等报刊发表;论文《关于书法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入选由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功、性，神采——祝枝山论书一题》获“全国首届青少年神龙大赛奖·神龙论文奖”唯一金奖，此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王世征教授的指导;本人翻译(美)傅申《题跋与法书》发表在《西冷艺丛》14期，由西冷印社1986年8月出版;翻译(美)蒋彝著《中国文字起源与构成》及《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两章与白谦慎、张伟生等所译其他章节合在一起成为(美)蒋彝著《中国书法》单本，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6年1月出版;应王玉池先生所约，撰《祝嘉先生与书学》，发表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辑的《美术史论》杂志1987年第二期。在创作方面，本人的章草《林散之论书诗卷》入选由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篆刻作品入选“首届国际书法篆刻展”(郑州)。此外，幸亏从1985年9月至1987年在北京读书，所以于1984年投稿给北京紫禁城出版社的本人译著(美)傅申《海外书迹研究》一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颇费周折，需要经常去出版社沟通，图版的编排也要我亲自去出版社编排，甚至有些事情要与社长、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权局交涉与咨询。由于在北京读书，这些事情免去了经常在北京与苏州两地奔波。最后总算在毕业回苏后不久，该译著由紫禁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也成了我毕业后第一份最好的大礼。此书出版后，社会影响不错，据多方传来的信息说，许多要研究海外书法的学者，都参考这个中译本。总共印5000本很快就售完。近年应故宫 要求，我与傅申先生一起修订，于2013年出版了修订本。

　　毕业后，我回到原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研究部工作。工作之余，除了上述译著出版之外，在创作与学术方面还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多年前应故宫之约所著《祝允明》(中国古代书法家丛书)由北京故宫的紫禁城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作为此丛书第一批推出的四本之一，此外还有朱关田著《李邕》、陈振濂著《蔡襄》、王景芬著《颜真卿》一同出版。

　　1989年，本人创作章草《古诗词条幅》入选由中国书协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同年出版的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与顾廷龙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5·明代书法》均收入本人撰写的赏析文章及考释条目;论文《吴门书派——明代书坛的中流砥柱》发表于《江苏省首届书学研讨会论文集》;

　　1990年3月，论文《论沈周行书<赤壁赋>卷的真伪及其书风演变期的界定》发表于苏州博物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后入选并发表于《中国首届国际书学交流会论文选》(中国书协主办于绍兴);是年，由启功先生题签的《葛鸿桢书画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1991年，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主办的“王玉良、葛鸿桢、陈星平书画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评论文章《中西融汇淡雅甜美——刘懋善的水乡风光画》发表于香港《收藏天地》第十二期(1991.4.);

　　1991年——1992年，“葛鸿桢书画展”在台北今古坊艺术中心举办三次;书画作品若干组先后发表于台湾《艺术贵族》、《典藏》、香港《收藏天地》等杂志;

　　1992年，论文《疯狂的天才，天才的疯狂——徐渭其人其艺》发表于台湾《世纪》杂志创刊号;后被《荣宝斋画谱·徐渭花鸟画卷》刊作序言;

　　1993年，本人作为分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祝允明卷》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同年，论文《关于“神授蔡邕笔法”与王羲之传说中神秘现象之我见》发表于《王羲之研究文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1993.11.出版;

　　……….

　　好了，以上收集了我毕业之后五、六年间的一些成果，借此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对于本人在书画创作与学术研究两方面的长进，其作用是巨大的，这一经历使本人把学书习画、书画研究等工作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变成一种常态。所以迄今三十年来，在书画创作与研究方面，不断地有些成果出来。如2000年以来，出版过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书法全集·文徵明卷》、《论吴门书派》均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吴中才子——文徵明生平及艺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明代吴门法帖导临》、傅申《海外书迹研究》(中译修订本)等均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还与华人德、王伟林合作主编《明清书法史国际书学研讨会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因被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几次赴黄山面授，获得学员们的好评。这些都是本人近年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而得到的一些成果。为此，我要好好地感恩我们的恩师欧阳中石教授等老师们，感恩当年一起求学的同学们，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

　　201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