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适逢丰子恺先生逝世五十周年。9月5日至10月12日，由北京画院、丰子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无限清凉——丰子恺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以“无限清凉”为题，分为“诗意之情”“护生之心”“童真之趣”“闲逸之韵”四大板块，并辅以书信、手稿、文献展品以及多种互动体验，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展览空间，将丰子恺温润通透的艺术世界娓娓道来。这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引领观众走入他那既入世又出尘的精神家园。

“无限清凉”这一主题，源于丰子恺与马一浮的禅意对话。当年丰子恺有意创作《无常画集》，马一浮曾点拨丰子恺：“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使丰子恺领悟到以平常心观照世间，在瞬息万变中捕捉永恒。他将无常化为可感的日常，定格生命本真。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本次展览策展人裔萼指出：“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她强调，丰子恺的漫画本质上是简笔水墨画，属于中国画范畴。然而，他的中国画家身份往往被其漫画家的名声所掩盖。因此，本次展览并未以“漫画展”命名，而是定为“艺术展”，旨在凸显其中国画家的身份。通过丰富的展品，观众可以全面领略丰子恺作为一位“全面艺术家”的独特魅力。

“诗，既是丰子恺的创作素材，也是他的艺术本色。”

丰子恺喜欢古典诗词，尤其是其中的名句，更是烂熟于心。他将诗词翻译成画，把诗意变成了画意。他曾说：“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这种“以诗入画”的艺术理念，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

1942年出版的漫画集《古诗新画》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在谈及创作古诗新画的感想时，丰子恺曾说：“在读古诗词时眼前会出现一个幻象来，若隐若现，如有如无。立刻提起笔来写，只写得一个概略，那幻象已经消失。我看看纸上，只有寥寥数笔轮廓眉目都不全，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不要求加详了。”

叶圣陶曾评价:“以前读这首诗这阅词的时候，心中也曾泛起过一个朦胧的意境，正是子恺的画笔所抓住的。而在他，不是什么朦胧的了，他已经用极其简练的墨，把那个意境表现在他的画幅上了。”

他第一幅公开作品《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灵感来自北宋词人谢逸的《千秋岁·夏景》。原句略带幽怨，但丰子恺却将其转化为友人聚散后的温情。朱自清非常欣赏这幅作品，将其刊登在《我们的七月》中。这幅作品也引起了郑振铎的注意，他评价道：“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郑振铎邀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创作“子恺漫画”专栏。从1925年开始，“漫画”这个词就在中国流行开来。

丰子恺的画作看似描绘的是日常琐事、身边小事，却充满了诗意。他尤其钟爱画杨柳，并赋予其独特解读：“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这种对杨柳树的浪漫想象，寄寓着他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切感悟。

尤为难得的是，即便在抗战逃难的艰难岁月中，他的作品依旧传递着对人间美好的坚守。亲情、友情、爱情在他的画作中得到诗意的升华。正如此次展览策展人裔萼所言，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安顿心灵，为我们创造精神家园。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这种能够抚慰心灵的艺术显得尤为珍贵。

“爱，既是丰子恺先生生命的底色，也是他艺术的基调。”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最重要的一部漫画巨作，其创作缘起于一段感人至深的师徒情谊。

1927年，已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赴上海丰子恺家中，提议他以绘画形式劝世人“长养慈悲心，去除残忍心”。1929年，第一集《护生画集》正式出版，共50幅作品，每幅皆由弘一法师配诗题字，作为丰子恺献给恩师五十寿辰的贺礼。弘一法师提出：画集应是 通俗的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的笔调引发观者悲悯之心。

弘一法师曾致信丰子恺，嘱托其在自己六十至百岁之际，分别绘制六十至百幅续作，以使《护生画集》功德圆满。丰子恺郑重回信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这一诺，他用了整整四十六年来践行，即便在弘一法师圆寂后，他仍独自坚守约定，以十年为一期持续创作，直至1973年提前完成第六集。两年后，丰子恺与世长辞。

《护生画集》全书六集共450幅，图文并茂，规模宏大。在创作第五集《护生画集》期间，丰子恺曾多次梦见千百禽兽前来致谢。1965年他在致广洽法师的信中写道：“所述梦境，实非偶然，精诚感动万方故也。弟昔年作护生画时，亦常梦见千禽百兽欢喜鼓舞，有时梦中景象助威画幅……”这不仅是一部艺术巨作，更是跨越近半个世纪的郑重承诺，传递着人间万物共生共爱的深切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集《护生画集》题字由北京画院首任院长叶恭绰完成。1949年，丰子恺在厦门绘成该集后，专程赴香港请叶恭绰题写诗文，再出版。

巴金评价丰子恺“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有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丰子恺自已则说：“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做一个像人的人”，便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

展览现场

展览中两件关于抗战题材作品《原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他想象自己化身为天使，徒手拦截空中的炸弹；另一幅《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灵感来源于友人桌上用作花瓶的废弃弹壳。他以悲悯之心凝视战争残迹。

他许多作品尺幅不大，便于携带。在颠沛流离的年代，丰子恺曾将一批画作妥善收于一只皮箱中，随身辗转。历经风雨留下水渍，成为历史的印记。丰子恺之孙丰羽讲述，七十年代这些作品传给了父亲，在唐山地震中更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随时拎箱先跑。这些细节，令人真切感受到艺术在动荡年代中的脆弱与坚韧。

“真，既是丰子恺先生为人之道，也是他的为艺之则。”

丰子恺称自己是儿童的崇拜者。“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深情地称他们为“小燕子”，是他在世间“姻缘最深的儿童”。

他尤其珍视孩子们的“黄金时代”，在《送阿宝出黄金时代》，字里行间尽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童真逝去的不舍。此次展览也特别遴选了一批充满童趣的作品，多数原型正是他的子女，每幅画背后都藏着一个家的故事。

《爸爸回来了》《妹妹新娘子 弟弟新官人 姐姐做媒人（过家家）》《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折得荷花浑忘却了，空将荷叶盖头归》《办公室》等，都记录了日常生活的点滴。

展墙上还展示了丰子恺关于子女的文字，例如《华瞻的日记》中写道：“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丰子恺以儿童口吻写成的文字，稚气真挚、妙趣横生，既透出孩子对成人世界的不解，也反照出丰子恺那颗从未远离童年的心。

此外，丰子恺在音乐、文学、翻译、教育等领域同样卓有成就。展览中陈列的书信手稿，既有他与友人的诗词唱和，也有如《The Last Rose of Summer》他亲自译配的音乐作品。他早年编写音乐教材、引介西方交响乐与音乐家，为复旦大学等多所院校谱曲校歌，显示了他在推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上的贡献。

“逸，既是丰子恺先生的生命状态，也是他艺术的高蹈品格。”

丰子恺是位高产的艺术家，他说自己的画“只是像记账般地用写字的笔来记录平日的感兴而已。”

《主人醉倒不相劝，客反持杯劝主人》，再现了他与友人之间真挚而洒脱的交往情景。暖炉温酒，酒助谈兴，言随酒深。《看花携酒去，酒醉插花归》则画出战乱中仍怀抱美好生活的心境。

他曾经写道：“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他既是谦谦君子，亦是热血战士——不仅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作品，也始终以艺术安顿人心，传递民族终将胜利的乐观精神，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日。

展览还通过影像讲述丰子恺与“缘缘堂”的往事。缘缘堂由弘一法师取名，后毁于战火，令丰子恺痛心疾首。1946年他辗转返回故乡，只见断壁残垣，万卷藏书与师友墨宝皆已湮灭。这段经历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折射出一代人的抗战岁月。

展览以《豁然开朗》收尾，寓意历经苦难后迎来光明。丰子恺借此寄托战后对和平生活的憧憬。

结语：

丰子恺曾说：“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人生’，近于‘人情’的绘画。”他的作品既充满了人间情味和烟火气，又保持着极高的艺术格调。

这些作品尺幅虽小，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因为其背后深厚的精神内涵与人生境界。策展人裔萼指出，艺术家的成就取决于两大资源：视觉资源与精神资源。丰子恺不仅从传统书画中汲取营养，更从李叔同、马一浮等大家那里获得深厚的人文滋养。正是这种双重修养，使他的作品在简练的形式中蕴含着无限诗意，在烟火人间中见证着永恒之美。“无限清凉”，不仅是展览的主题，更是丰子恺艺术世界的精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