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消息引起了众人的兴趣：2020年起，面额10元的美钞将印上一位女性的头像。

　　公布这一消息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向外界表示，其实早在2013年，美国政府就定下了把女性头像印到纸币上的计划。而具体是哪一位女性将在10元美钞上替代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在这个夏天广泛征求民意后，于今年秋天决定。

　　为了收集公众的建议，美国财政部在推特上发布了#TheNew10#标签，还将举行专门的市政厅会议。目前，网络上呼声最高的人选，是在美有着“黑摩西”之称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塔布曼(1822-1913)。

　　在世界各国货币上的人物肖像中，男性占有统摄性的绝对多数，这一现象也是对上千年男权社会与人类历史的真实写照。只有极少数、极著名的卓越女性，才有可能登上作为国家名片的官方货币。

　　美国人这会儿才宣布要将女性形象印上官方货币，已居于人后。它的“好基友”英国，早就将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印上了每张英镑的正面，还试图让更多的英国女性出现在英镑的背面。2013年4月，英国央行宣布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将取代19世纪女性社会改革家弗赖、成为5英镑的新代言人，引起许多女权人士的不满;几番抗议之后的结果是，简·奥斯汀将出现在10英镑面值的纸币上，替代著名的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不过，自新千年以来，全球纸钞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比如，2004年，日本银行就将十九世纪日本优秀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印上5000元面额的日本纸币，这位“明治紫式部”也由此成为第一位出现在日币正面的女性肖像人物。

　　韩国紧随其后。2009年，韩国银行发行的5万韩元纸币，正面肖像是韩国著名书画家申师任堂(1504—1551)，背面则是她的名画月梅图及风竹图。

　　以色列在设计新谢克尔钞券时，就确定了采用诗人、而非政治家肖像的格局，并将人选定为两男两女。其中，20面值上的拉赫尔·布劳斯坦(Rachel Bluwstein，1890-1931)，是以色列第一位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女诗人，在该国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而100面值上的女诗人 李·戈德堡(Leah Goldberg，1911-1970)，作品多为结构古典和韵律工整的史诗体，表达出现代犹太民族在出生地与新国家之间那种“两个家园的痛苦”。

　　甚至土耳其这样将星月印上国旗的国家，在将女性印上钞票这一点上，都比美国先行了一步;该国央行发行于2009年的“新里拉”，其中50面值纸钞的背面是作家、翻译家、女权主义者艾利耶(Fatma Aliye，1862-1939)。而叙利亚2013年发行的新货币中，则出现了四位古代女乐师的曼妙身影。这幅图案是一副罗马时代马赛克嵌画的局部，文物原件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叙利亚乌加里特出土，现藏于叙利亚哈马博物馆。

　　连欧元也来凑这份热闹。自2013年开始陆续上市的第二代欧元(被命名为“欧罗巴”系列)，尽管延续其只印建筑物、不印人像的传统，但人们却可以在纸钞的水印和防伪条上，看到以罗浮宫藏品为蓝本的欧罗巴女神!

　　再比如，阿根廷比索100面值的纸钞上，是那位“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伊娃·贝隆(María Evita Duarte de Perón，1919-1952);墨西哥最新版的500比索纸钞，正面是画家迭戈·里韦拉，背面则是他的妻子、同时也比他有名得多的艺术家弗里达(Frida Kahlo，1907-1954);而闻名于世的居里夫人，则先后出现在两个国家——法国与波兰的官方货币上。

　　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些女权相对发达的国家——主要是北欧四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其官方货币上会出现更多的女性肖像。像新版瑞典克朗六个不同面值的纸钞上，男性(吟游诗人陶布、导演伯格曼、外交家哈马舍尔德)和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演员嘉宝、女高音尼尔森)就各占三席。

　　澳大利亚干脆用一种颇为机械的模式，保证男女两性在官方货币上的绝对平等。该国除了5澳元(正面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反面为澳大利亚国会山)之外的所有面值，都在正反两面分别印上一男一女，并且注意不让一种性别单独占据正面(或反面)。于是人们看到了男女诗人的和谐共处(10澳元)，土著作家和女议员的相得益彰(50澳元)，当然还有企业家和牧师(20澳元)、歌唱家与军事将领(100澳元)这样的奇异组合。

　　乍看之下，今天中国官方货币上的人像，距离“男女平等”有点远。事实上，在不同面值的纸币上印同一个男人头像的国家，都集中在亚洲，比如印度卢比(一水儿的甘地)、越南盾(一水儿的胡志明)、蒙古图格里克(一水儿的成吉思汗)、马来西亚令吉(一水儿的东姑·阿布都拉曼)、巴基斯坦卢比(一水儿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但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女性还是人民币上的常客;而且，她们不是达官、显贵或明星，而是普通的平凡大众。

　　根据张哲强的《人民币背后的故事》，第一套人民币最初的设计上有毛泽东的头像，但在送审时被毛泽东本人否决：“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设计图于是改为了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图案，并以场景、事物为主。而在那些劳动/生活场景中，模糊点缀的人物形象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男性，透露出当时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到了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女性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其中10元券(当时的最大面值)上，代表着农民的女性头裹毛巾、手抱麦穗，与代表着工人的男性并肩而立;于是该图案不但寓意着工农联盟，还传递出男女平等的观念。

　　到了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男女形象可谓平分秋色，凸显了那个革命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官方宣讲与社会风气。其中有表现男女田间共同劳动的(1角)、大工厂纺织女工的(5角)、男女齐参政的(10元)，而最为津津乐道的是1元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其生活原型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人民画报》1950年第2期的封面人物梁军。

　　时隔二十五年后，中国于1987年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不同币值的人物形象总计有11位男性，10位女性，在性别比例基本持平;其中100 元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头像，50元上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头像，而其它票面上则是不同民族的男女头像，整体展现出民族团结、男女平等、重视知识分子作用、革命领袖率领我们前进的意识形态寓意。

　　有研究指出，第四套人民币中男女性别比例的持平，未必意味着真正的男女平等;在意识形态的深处，依然渗透出点点滴滴的男权意识和性别偏见的历史惯性。比如，常斌、张鹏在《人民币图像数字叙事及女性形象探析》提到，这套人民币中，低币值(2角、5角、1元、2元)主要是女性形象券面，高币值主要是男性形象券面(10元、50元、100元)。

　　但无论如何，第四套人民币纸钞上那十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是截至目前女性在人民币上的最后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