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组成的中国“土司遗址”顺利通过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世界遗产“大家庭”的第48名成员，使中国世界遗产总数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土司遗址”成功申遗，让湖南、贵州两省实现世界遗产“零的突破”，也使生活在中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土”遗址走出了深山老林，走进世界遗产的殿堂，也改变了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土司遗址“抱团”申遗策略，也为未来其他项目申遗之路带来启迪。目前，广州等九城市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广东的汕头、湛江、江门、阳江也积极申请加入“海丝”行列。“土司遗址”申遗带来了哪些成功经验?申遗后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应有何预备?记者就此向专家进行深入了解。

　　“世遗”重视“普遍价值”

　　多年以来，“土司制度”只是一个沉睡在教科书里的历史名词，人们只能偶尔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捕捉到它的身影。如今，随着土司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古老建筑群落的惊艳之美重现世人眼前。

　　本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土司遗址共有三处，分别是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被认定为当代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城堡则是西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之一。

　　所谓土司制度，始置于元朝，至清雍正改土归流结束，是数百年来中央政权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这些地区的族群首领经中央政府委任，对其辖区进行世袭管理。目前，国内现存的土司制度文化遗存共百余处，包括土司城寨、官署、庄园、墓葬等类型。而本次入选的三处遗址，均处于西南山区与中央政权核心地区地理和文化上的最前沿交汇地。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陈平参与了本次世界遗产调研和评选工作。她认为，土司制度无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文化发展、还是对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都具有深远意义。“土司制度包含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反映出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多元发展的包容胸怀。”陈平说。

　　“土司制度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来说仍具有标本意义。”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国雄认为，世界遗产强调全人类公认的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

　　2007年，“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申遗成功，让广东首次拥有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

　　“抱团”申遗优势互补

　　根据目前世界遗产申报和审定的规则，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教科文组织每两年宣布一次“代表作”。为了争取这张世界遗产大会的“入场券”，各地文化遗产项目之间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

　　竞争中也需要合作。本次土司遗址成功申遗的抱团“打包”经验，就是近年申遗项目常用的一种策略。2013年初，国家文物局正式将湘鄂黔中国土司遗址作为201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申遗起步最早、基础工作最扎实，国家文物局指定由湖南省牵头，三地联合开展申遗的相关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三地完成了一系列申遗工作，走完了其他申遗项目用十几年时间完成的工作量。

　　“如果这次只申报湖南永顺的老司城，那么湖北、贵州的其他同类遗址，就几乎再也没有申报的可能性了。”陈平表示，采取“捆绑申遗”的形式可避免重复雷同，只需占用一个指标，几个地区的同类项目都可以共同受惠。

　　中国在“捆绑申遗”方面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技巧。去年，中国首次进行跨国联合申遗：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手，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成功将“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由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联合申报的“中国大运河”也在同年列入“世遗”名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正成为下一步申遗工作的热点。目前，除广州、南京、北海、漳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福州等九个城市进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外，广东的汕头、湛江、江门、阳江等市也正积极申请加入“海丝”申遗的行列。

　　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曹劲表示，新城市的加盟将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南海I号’和‘南澳I号’这两处水下遗产，对目前预备名单中‘海丝’类型独缺的航线遗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不过，即使“捆绑申遗”，入选的文物与遗产地仍须进行筛选。“每项文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分别反映出整个项目某一方面的特点，而不是重复雷同。”张国雄说。

　　曹劲表示，今年9月，国家将“海丝”城市申请截止后，组织专家对各地文物进行认证。广东全省“海丝”史迹调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他说，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将采取跨国联合方式进行申报，但这也为申遗日程表带来了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达成协议目前仍在争取之中。

　　文化遗产须在生活中保护

　　文化遗产进入世界名录，无疑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也可能对文化遗产与当地居民生活构成压力。对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明确承诺，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继续加强土司遗址的保护、管理和监测工作，并将致力于改善遗产地民众的生活。

　　据了解，全国各地每年用于申遗的经费约3亿元左右。拍一部10多分钟的申报片，就需要花掉10多万到数十万元。“在申遗的时候，各级政府往往都十分重视，但申遗成功以后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却常常缺乏理性。”陈平表示，申遗成功后，急于开发、急于转换为旅游景点而引起许多问题。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特别设定了“黑名单”，将违背保护公约的项目从名录清退。2007年，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成为第一个遭除名的自然遗产。由于阿曼将“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面积缩减了90%，致使保护区名存实亡，不再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而德国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景观，由于执意兴建一条备受争议的桥梁，2009年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中国张家界等世界遗产，也曾受到过类似的警告。”陈平补充道。

　　除了保护，文化遗产也需要文创产业的推广。“文物是静止的，但文化是可以流动的。我们需要通过现代手段，将静止不动的文物变成可为现代人接受和利用的文化形式。”陈平认为，国内不应将目光单单聚焦于文化遗产旅游景点的投资建设上，而应考虑如何将这些遗产在生活中进行推广。英国对工业革命遗址进行的创意开发，就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

　　自2007年入选世界遗产以来，广东开平碉楼越来越频繁地走进影视作品的视野，也在当地催生了一批民间影视团体或组织。张国雄认为，当地可以尝试通过微电影的方式推广开平碉楼的文化内涵。“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思想：申遗不是目的。无论文化遗产是否评为国家级或世界级，都需要我们真正发自内心地去精心保护，使之流传万世，惠及后人，这才是我们的目的。”陈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