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11月24-26日，由浙江省文物局、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联合承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6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高校、新闻媒体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为配合本次纪念盛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合作编辑出版《良渚考古八十年》图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联合在良渚博物院举办“王国气象”展览。

　　11月25日会议开幕式，浙江省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寿田、国家文物局副调研员王彬分别致辞。

　　发现八十载 回首五千年

　　研讨会上，12位学者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1. 满天星斗，文明之源——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良渚与牛河梁、凌家滩、石家河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共同成为突破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的有力证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瑶山、反山、莫角山、汇观山等遗址的发掘，显示良渚社会已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且已具有组织大量劳动力修建大规模工程的能力。张忠培先生根据这些发现，较早地提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观点。近十年来，良渚古城的发现和持续工作，为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新的证据。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规模宏大，彰显了良渚集团首领调动大量人力从事大规模公共工程的能力。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奠定了良渚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近年来良渚古城城内制玉作坊的发现，说明城内居住着受贵族阶层控制的制玉工匠集团，玉器的生产和分配被王权所控制。玉石钺的大量发现和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显示军权和神权是良渚王权的重要来源。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以良渚古城为都邑的多层级社会。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一致认可，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研究、大遗址保护利用做出了典范。良渚遗址八十年以来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的缩影，良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明不仅构成了长江下游邦国文明形成的关键证据，而且为证实多元一体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概括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与特点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地域国家，率先崛起——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古国是文明的早期阶段，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南方首先繁荣，衰落后，北方崛起，经历了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那么，良渚是一个什么样的古国?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文字、青铜器、城市和礼仪作为衡量文明的四项标准。良渚遗址虽然仅具备其中的两项标准，但是，长期以来发现的很多符合现代科学的设计和高超的工艺，似乎比拥有文字和青铜器更具有说服力。良渚已经成为国家的新证据包括：拥有浩大工程量的良渚古城遗址和水利系统，反映出当时具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及大量的劳动力和可靠的后勤保障;钟家港古河道遗址周边的制玉作坊和木器作坊，说明当时这一区域是一个工业区，城内居民具有较为高超的手工业制作技术，他们的组织出于行业分工而非血缘关系;庞大的组织和构成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然而城内没有水稻田等农业遗存的发现，表明良渚古城实际控制的范围远比现在发现的要大;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的形态至始至终存在且占据主流地位，这种“一神教”的标志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与国家建设同步。总体而言，良渚社会内部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接近地域国家形态，而非仅仅是若干城邦国家的联盟。

　　3. 合理阐释，摒弃偏见——邓淑蘋(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中国玉礼制史大致可分为前《周礼》时代和《周礼》后时代，玉礼制系统分为华西和华东两大系，这是由生态差异决定的。其中华东系主要表现为“物精崇拜”，巫觋地位较高，多为随葬玉器。华西、华东玉料不同，且各自垄断。根据华西系出土“琮璧组配”和“圭璧组合”玉礼器，中国历史上玉礼制从萌芽到定制可能主要发生在华西地区。

　　4. 追踪纹饰，纵横比较——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良渚黑陶贯耳壶上刻划了二方连续的独立双旋纹刻划，不少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可见到类似的纹样。双旋纹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是十分普遍的纹饰，它向外传播到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的分布区，影响非常广泛。尽管双旋纹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出现似乎有些突兀，但环太湖以南更早的河姆渡文化已经出现旋纹。双旋纹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区，可能属于“全球通”，当然未必全与传播扩散有关，这种特殊纹饰的由来还很难说清楚，其产生不仅仅出于当时人类单纯的审美需求，更体现出对文化内涵的广泛认同。

　　5. 团队协作，综合创新——中村慎一(金泽大学副校长)：

　　中日合作“稻作与中国文明——综合稻作文明学的新构筑”课题是一个大型综合项目，最大的特点在于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联合参与、协同探讨，课题涉及文献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放射年代学、地球科学、农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课题综合研究分别由五个小组的35名研究人员分担，以研究稻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为主要内容，探讨史前生业方式，特别是稻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革等问题。良渚遗址是这一课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一些初步成果。如：根据同位素研究，表面莫角山东坡的稻谷可能产自遗址区的西面或南面;利用人骨同位素分析，发现古城大多数人骨标本以大米为主食，仅有两例以小米为主食，说明古城内可能有一些来自北方的人群。

　　6. 工艺研究，实践先行——杨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相对于玉器表面制作痕迹的观察研究，模拟实践对于制作工艺的研究更加行之有效。良渚文化琢玉工艺主要包括选料、切割、施纹、抛光等工序。其中切割工艺包括线切割、片切割，还可能存在自然分割等。以文献资料为依托，参考众多模拟实验结果，可总结出不同切割工艺的特征。施纹工艺方面，运用浮雕、镂孔、阴线细刻等多种技法雕琢出神面纹、鸟纹等图案，堪称良渚玉器最突出的特点。学术界已对刻纹工具、纹饰工艺、刻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观点，值得总结和归纳。良渚遗址发现已经过八十年的历程，琢玉工艺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很多问题都还难以得到明确的解答，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7. 展示保护，利用传承——高蒙河(复旦大学文博学系教授)：

　　良渚文化的传世品在良渚遗址发现以前就有过正式展出，报刊杂志对良渚文化的宣传也已有将近八十年的历史。如今，良渚文化相关展览不胜枚举，相关的公众考古活动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重要突破。良渚考古已写进课本，传承后代。良渚考古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上升至国家层面。可以说“良渚考古80年，社会传播80年”。考古成果的展示是面向公众的重要内容，综合应用考古现场展示，博物馆、展示馆展示，遗址公园展示和新兴的数字化展示等传播方式，将使“良渚既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考古圣地，也是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播圣地。”

　　8. 他者视角，企望期盼——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良渚文化研究可以细化为十个阶段，包括地方意识主导的模仿阶段，积累探索的吸收阶段，略超周边的充实阶段，影响周边的明晰阶段，热衷玉器、挂靠文明的深化阶段，细化研究、挂靠古史的困惑阶段，追赶前沿的转型阶段，局部领先的合作阶段，纠正自我的补课阶段，领先全国的升华阶段。同时，对良渚文化研究还应有包括时空网格、文化基因、经济贸易、政治模式、文明构建、宗教礼仪、解读启迪等七个方面的企望和期盼。

　　9. 另辟蹊径，功能新探——林留根(南京博物院江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研究者对于“冠状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冠状饰一般出土于头部，说明它肯定是一种头饰，不排除是复杂冠饰的组成部分。“冠状饰”标识着一定的身份地位，属某一特定阶层所有，但并非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刘斌认为冠状饰取像于耘田器，如此，随葬冠状饰的墓主很可能专职管理农业生产的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基层是一个重生产管理的务实社会，否则良渚文明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进入早期国家。

　　10. 玉琮掌控，权力变革——宋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

　　良渚人所崇拜的神不止一个，但以“神人兽面”为主神。玉琮是神权的重要象征物，有琮即有权。现已发掘的良渚聚落可划分成四种性质，包括单一聚落多个权贵的延续性、单一聚落多个权贵的间接性、单个聚落一个权贵的短暂性、未发现玉琮的不确定性。众多遗址构成了神权主导的良渚古国，具有极强的集中性和同一性。各层级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如何掌握神权，这是聚落之间连接的纽带，与良渚古城的距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良渚文化前期的一些聚落可能从别处接受玉琮，后期的情况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神权越来越分散，用玉规范也在后期丧失了控制。统治中心在后期的力量可能依旧强大，但是外围力量的崛起使其控制力被削弱。

　　11. 八十寒暑，百年谋略——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从1936年良渚遗址发现至今，对良渚文化遗址经历了从单一遗址到遗址群与聚落，再到对大遗址所在地理单元的正确把握与完整性认识。自2006年以来，经过了十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对古城8平方公里的核心区，水利系统范围的100平方公里的外围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的通过也使良渚遗址的保护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我们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以“三年目标、十年规划、百年谋略”为指导，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为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从古城布局、选址、道路交通体系、生产生活、环境变迁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探索与研究。

　　12. 统筹联动，发展完善——陈寿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见证，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曾两次实地视察，七次就良渚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在良渚遗址保护的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了大遗址保护的良渚经验。良管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大遗址保护补偿、土地反哺等机制，有效地保护了良渚遗址。申遗只是阶段性目标，最终目的还是要更好地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