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律格著，高昕丹、陈恒译

　　选自《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这并不仅仅是一本谈论物品(things)的书，它所关注的是中国明代(1368一1644)后期人们看待物品的一些方式。不过，本书确实源自著者在任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期间接触馆藏实物的经历。正是在不断研究这些实物的过程中，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些成书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文本，我最早将它们解读为鉴赏文献。这类文本构成了本书主要的原始资料。令人着迷的是，从那时流传至今的手工艺品与文献中对物品的描述非常“贴切”，这些描述往往文辞典雅，从不刻意晦涩。事实上，这种“贴切”的感觉是如此迷人，以至于刚开始时会掩蔽晚明所创造出的一套专门的有关物品的话语那更为广阔的内涵。这类文本，诸如《遵生八笺》和《长物志》，已经被过多地释读用于解说存世文物，主要是绘画，也包括陶瓷品、玉雕和金属雕刻等;而忽略了它们所涵盖的物质文化中较易消损的方面。这类文本普遍地被运用于实证主义的框架之内，这一直被视为博物馆呈现往昔的主要不足之一。

　　然而，“物品”最近已被认定相当重要，不能仅仅归博物馆策展人所专有，它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从事广义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巴伦·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合著的《商品的世界》(The World of Goods)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将商品体系视为一种象征语言的概念——一种发送和接收关于社会和置身其间的个人地位的信息的方式。钱德拉·慕克吉(Chandra Mukerji)则寻求解释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观的发展，在其著作《源自偶像》(From Graven Images)中，亦对物质文化所起的作用做了宽泛的肯定。她写道：“物为观念的载体……由于它们在被生产出来之后长期存在于物质世界，从而有助于形成外在于观念的自主力量……正是这种物质的和象征的双重限制，赋予物质文化以一种影响人类行动的特殊力量。”通过聚焦特定的历史境遇，理查德·戈德思韦特(Richard Goldthwaite)提出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物之帝国”的概念，将新型的消费模式与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认同的方式相联系，并且假设这一时期开始有了一些后来构成现代世界观基础的消费习惯。西蒙·沙马(Simon Schama)则带来一些关于尼德兰“黄金时代”的相同观念，其阐释再次在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建立关联，即广泛的变化模式中的一种推动力。

　　慕克吉、戈德思韦特和沙马将物质文化视为社会变化的仪器与表征，其观念与美同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各种著作中的某些观点相契合。这门年轻的学科，其主要成员有朱尔斯·普劳恩(Jules Prown)和亨利·葛兰西(Henry Glassie)，对当今美国和英国的博物馆实践有着相当的影响。新近出版的一本这类著作的选集，其导言明确表明当今历史学家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源自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然而，众多批评家已认识到这一学派所存在的一个弱点，即它倾向于认为：赋予物质文化中的物件的意义，在产品生产时就毫无疑义地固定下来了。就在最近，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伊格尔·科佩托夫(Igor Kopytoff)的观点似乎为物质文化(博物馆策展人或考古学家的领域)及其“情境”(历史学家的领域)之间历史上割裂开来的对话，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阿帕杜莱写道：“即使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人类参与者将物进行编码，加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是运动中的物(things-in-motion)阐明了其社会的和人类的情境。”。与此同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n)的著作，以其精熟的理论和严格的方法，强调要密切关注特定情境中文化实践的确切形式。它们并非任意的选择。

　　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消费问题”的理论著作，都是基于欧美传统历史研究的经验基础。因此，本书有两个目标：一是希望引起中国历史学家的重视，使他们更严肃地思考物质文化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每个明代士绅阶层的成员均做出消费选择，例如关于服饰或家具。因此，试图去发现是什么东西在影响这些选择，应当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考虑。二是希望使西方传统学者们意识到中国物品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有时呈现出与早期现代欧洲相似的引人注目的现代之前兆。在“一个消费世界的诞生”成为“西方兴起”的新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从事这一研究。

　　我在讲授由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皇家艺术学院共同开设的设计史研究生课程中，初次涉猎了有关消费问题的西方文献。该课程的主持人查尔斯·索马里兹·史密斯(Charles Saumarez Smith)及其学生成为我最好的老师。这一课程的目的之一即是检视设计史的知识(一般以19世纪中叶为起点)在多大程度上对为数众多的前现代生产的物品来说是有效的，这些产品现在已为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收藏，并且也是以艺术市场为中心的鉴赏讨论的主要对象。“新艺术史”宣称要为研究这些材料提供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经由其后继者经营数年，结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主要由于最近的大部分著作尽管声言要全然摒弃正典的整套概念，但却仍然与它们所欲取代的那些著作一样，在围绕着相同类型的艺术实践展开论述。因此，我在本书中试图找到讨论晚明中国奢侈之物品类的方式，这对于诸如绘画之类同样有效，它们都有着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而关于服饰，在中国文献中则找不到现成的如此连贯一致的观念框架。

　　同样是这项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皇家艺术学院的联合课程，把致力于早期现代欧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诸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洛娜·韦瑟希尔(Lorna Weatherhill)、玛格丽特·斯普福德(Margaret Spufford)、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彼得·厄尔(Peter Earle)以及他们最新的著作带到了博物馆中。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探讨了奢侈品消费以及操纵奢侈品的社会策略，当然，不管怎样分类，艺术品也包括其中。一通过运用比较性的、暗含方法论的框架，他们的著作似乎为理解中国物品的完整和原初意义提供了更好的方式和可能性。特别是彼得·伯克在其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和社会的更宏大的研究中，对17世纪日本状况所作的简要描述，若用于比照晚明情形，似应值得称道。我希望自己在运用早期现代欧洲的比较材料时，没有歪曲那些我所仰赖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也希望通过提供一些过去仅以中文行世的材料，能够因对他们的工作略做回馈而得到认可。

　　“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period)的概念，通常指1500年至1800年，对于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非常熟悉，但将它用于中国，则不太妥当。中国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朱维铮在其著作《走出中世纪》(卜正民向我推荐了此书)中，将这一历史转折点定于明末清初，受此鼓励，我亦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似乎为审视这一时期提供了一种比“资本主义萌芽说”更富有成果的方式。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1950年代兴起于中国，现在业已过时。它仅仅对16、17世纪生产关系历史性转变的有限证据进行了研究，意欲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寻求本土根源，并进一步肯定马克思历史法则的铁律。该学说对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增长，以及加工农业原材料时所涉及的数量有限的工业等史料的重新发现，曾经很有价值，但对其意义则有争议。同样的引证材料可做出截然不同的阐释，晚明所见的现象我们可以在11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发现。本书试图就这一问题发表相关的意见，并且将把注意力从生产问题引到消费问题上。我深知这已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时髦”主题，但与此同时，我也深信这一方式可为思考这段时期带来新的理解，因为在中国文人士绅社会所关心的对象范围内，这一主题的文献材料较为充分，陈述得较成体系。

　　我无意为晚期大明帝国撰写历史。这一政体在1600年前后约有1.5亿至1.75亿居民，规模相当于欧洲，就地理概念来说，大小也相仿，从北走到南，与我们从威尼斯到伦敦差不多。目前，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的英文二手资料相对丰富，对于入门者来说，如果想多了解些东西，也不存在概念问题。在本书中，我所借助的亦有大量其他的综合性文献，大多为最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晚明业已摆脱了其作为一个停滞、衰落时代的污名。

　　书中的大量材料来自万历皇帝在位的漫长年代(1573—1620)。这一时代，官僚统治的核心日益僵化，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融入了发展中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个一直延续到现今人们记忆中的，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乡土秩序得以巩同，这种乡土秩序的建立源自于人口的激增，外加农村长嗣继承观念的淡化所导致的人均拥有土地量的剧减。不仅农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转变成商品，而且国家财政收入也变得商业化，因为赋税和徭役都折合成银两来支付。

　　已有城镇及新建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创造了繁荣的城市，其作为市场中心的商业重要性与它们在一成不变的行政地图上那不起眼的地位毫不相称。全国和地区层面上的市场网络，其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增长也同样与“商人的兴起”不成比例，盖因个体企业主的财产缺乏保障，当然也没有途径将商业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因为政权还牢牢地掌握在理论上贤明的官僚阶层手中，其地位通过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而得到认可。在他们的控制下，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对于任何刺激“现代”的商业活动毫无作为，只是不时对其加以利用。

　　如我所言，本书并非专为汉学家而写。因此，只要有可能，我就尝试用西文著作来巩固我的论点，让读者来验证其有效性。我受益于众多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的专家，其著作已在本书二手文献目录中详细罗列。我亦深知本书的一大弱点就是有关日本汉学家的著述，我是通过二手来源，即根据已译成欧洲语言的日文著作来了解的。关于所引文字，我尽量控制其数量，并力求简洁。所有明清一手资料的翻译，除特别注明的，则均出自本人。为求统一，我将罗马注音全都改成了汉语拼音，为此要请其他的译者谅解。在本人的译文中，我已根据《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和别的传记资料，将人物的“号”、“字”或“室号”统一改用“名”。城市、省份、地区的书面名称也一律改用在目前流通的地图上出现的常用名。这样做既能为那些不习惯中文书面用语的读者提供便利，也有利于在不同领域的专家之间建立更好的对话。但是陌生人名的数量仍然足以使人畏缩，对于那些首次出现的人名，我已尽量给出传记参考资料。如果为《明代名人传》所收录的人名，则提供《明代名人传》的索引，如果未曾收入该词典，则提供另一本较为大型但内容简略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的参考资料：值得提醒读者的是中文人名中，姓在前，名在后。文震亨为文徵明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