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少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时间:2014-11-07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同曦艺术网

摘要:沈少民,1956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澳籍华人,现工作生活于中国北京和澳大利亚悉尼。1978年开始从事版画创作,1986年,作品《恋》获第9届全国版画展最高奖。1990年之后沈少民长期旅居澳大利亚,对其丰富的当代艺术实践来说,10年的海外生活经验给了他国际化的宏观视野和跨文化的思考语境。


沈少民,1956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澳籍华人,现工作生活于中国北京和澳大利亚悉尼。1978年开始从事版画创作,1986年,作品《恋》获第9届全国版画展最高奖。1990年之后沈少民长期旅居澳大利亚,对其丰富的当代艺术实践来说,10年的海外生活经验给了他国际化的宏观视野和跨文化的思考语境。

2007年,由著名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巫鸿策划的四个大型个展(“一号工程”、“磕头机”、“盆景”、“歼-x”),分别在今日美术馆、唐人艺术中心、四合苑画廊和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同时上演,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实验性作品展现了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和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批判性立场。从材料和创作方式上看,其作品关注政治、经济、科技、美学等不同领域,但背后都有一种共同的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文化观照。沈少民不断地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寻求自我突破和实验,也许就像他30年前说的,只有“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才能时刻站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

经过一段长长的户外楼梯,进入长满青草的下沉式庭院,终于在艺术家沈少民位于北京怀柔桥梓艺术公社的工作室见到了他,身着浅蓝色的POLO衫,精神异常健朗,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工作室的建筑外观简洁明快,各种不同功能的内部空间穿插有序,让人感到非常舒适的节奏感,但出人意料的是,当我问及这出自哪位建筑师之手时,才得知整个建筑从外部造型到室内设计都是沈少民亲自设计并监督建造的。

沈少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2000年以后回国,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涉足当代艺术,但其众多为人熟知的作品大都是回国以后创作的。他的创作从不拘泥于某一种材料或者表现方式,对于被外界定义成装置艺术家或者观念艺术家,沈少民说:“这都不重要,事实上艺术不应该有定义,艺术本来就是没有界限的。”这座工作室是沈少民从2004年开始筹建的,前后建了好几年。

之前3年他一直在东北大庆,在那边完成“骨头”系列的作品,这批作品在国际上有不小的影响力,被很多重要的博物馆收藏,然而他后来却放弃了,开始进行新的实验。“我现在看过去的作品,有时候感觉很无趣,所以不会把一种东西一直做下去,就算市场很好,我也不会一直重复,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谈到已经不再创作的“骨头”系列作品,沈少民说起他一生最后一件作品的计划,就是用其死后的骨头来做,还是沿用他以往的处理方法,比如消毒、漂白、连接等,然后在上面用阳刻的方式刻上一生中对他有影响的人和事。

听起来很让人伤感,就像《盆景》和《永远有多远》中散发出的伤感似的。《盆景》系列是沈少民到安徽宁国和宣城一带的作坊参观调查后的创作,是一种对现成品的直接挪用,他将人们利用各种工具用刑般地对盆景进行改造的过程直接转化成一种美学结果,赤裸裸地示人,呈现出一种无形的现实暴力,作品背后是艺术家对于传统美学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也产生出关于“控制”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外延和内涵。而《永远有多远》中,大海干涸成为盐滩,一个美女衰老得奄奄一息,躺在沙滩椅上,进行着最后疲弱的呼吸,仿佛另类的末日景象。“我的作品都有一种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的关怀。”沈少民这样说。

也许是由于自在地游走于各种不同的材料和创作方式之间,沈少民的作品具有了多维度的指向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同时其创作总隐藏着一种暴力的幽默。

2007年9月,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为其举办的个展中展出的作品《歼-x》是一个巨大的飞机模型,该作品源起于他制作另一件作品《天安门》的那段时期,在旧货市场发现了一套盖满“机密”公章的“歼-6”战斗机图纸,图纸上绘制着精细的零件和电路。于是经过研究,他根据这份图纸制造出了一个飞机模型,但他将飞机的内部结构、电线管道和仪器都暴露在外,如同一个被扒去表皮的生物体。最大的不同是,沈少民将飞机的降落功能取消掉了,他把“歼-6”变成了一架不能着陆的自杀式战斗机。在另一件作品《维纳斯》中,这种暴力的幽默又掉转了颠覆的方向,沈少民将西方众所周知的维纳斯雕像用硅胶以仿真的方式进行二次写实,生成了一种彻底有别于经典审美的图像。类似的观念在其《经典系列》的作品中仍有所表现,它们向我们既有的审美趣味提出问题,让我们已经固化的视网膜接受挑战。

除了艺术创作,沈少民还写了很多诗,做了很多具有想象力的产品设计,包括行李箱、背包、服装等等。他旺盛的创造力不安分地贯穿在不同的领域,却都表现出对既成规则的颠覆和批判。“我在你身上/没跑出一点距离”,这是沈少民一首题为《跑步机》的短诗,是他在跑步机上锻炼时写出来的。他坚持锻炼身体,除了依靠器械,每天一大早还去工作室后面的山上进行9公里的徒步,他说艺术家要不断地对自我进行突破和实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锻炼好身体,革自己的命。能明显感觉到沈少民积极背后的悲观,但这种悲观却是一种情操,他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但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沈少民的诗都产生于他生活的不同缝隙,有一首名为《影子》的诗是这样的:“我扶起自己的影子/立在墙上/合了个影”。一首没有题目的诗也让人动容,发在他的微信上:“真想/把海水喝干/寻找/我心中的/沉船”。“我的这些诗都是随时随地写的,有感就发。艺术也一样,我随时随地都会做一些方案,然后再慢慢推敲。”

如今,年届六旬的沈少民依然散发着青年般的活力,在艺术创作上也表现得野心勃勃。除了过去那些广为人知的作品背后的想法和各种故事,沈少民还谈了他未来的创作计划:拍几部纪录片;用做金融产品的方式做一个新的艺术项目,在博览会的大卖场上实施;把科学家们放弃的研究课题用艺术的方式完成;要用3D打印的新技术进行新作品的探索……作为一直在当代艺术领域不断寻求突破的艺术家,沈少民认为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过于符号化了,艺术家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能够成立的符号,以便在当代艺术圈获得一席之地,这是极其功利的,这种功利性又跟市场滞后的现状有关,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很快被市场毁掉。他说:“艺术同样有生态可言,前面的艺术家有责任给后面的艺术家树立榜样,每一个艺术从业者也应该试图让这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好一点。”

沈少民=沈

记者:最早接触中国当代艺术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境?

沈:我原来是做版画的,在画院工作,属于体制内。像全国美展等一些展览都是主题性的,就是给你一个创作任务,最后评个奖啊什么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经常来北京,接触了一些有创造性的自由艺术家,才发现艺术可以完全成为艺术家独立表达的手段。那时中国当代艺术还处于半地下状态,没有商业画廊,没有允许展出的公共空间,展览一般都是在外国人的公寓或者使馆进行。除了一些艺术家,我还认识了一些诗人和做摇滚乐的朋友。崔健的《一无所有》还没发行的时候,我就在梁和平家的录音机里听到了。

记者:后来去澳大利亚是出于什么机缘?在那边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怎样?

沈:我是1987年正式来北京,1989年初,和林春岩、阿仙、关伟几个人作为访问学者去了澳大利亚;当时我去了堪培拉、悉尼和墨尔本三个城市,做了两场讲座和三个展览,一个月后就回来了。那时候国内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后来事情闹得更大,我就觉得国内没希望了,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给了中国艺术家很大帮助,我们正好刚从那里回来不久,然后又再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了。在澳大利亚那些年,我们也比较关注国内的形势,经常在一起讨论,但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我们属于不在场的人。刚去澳大利亚时,那边一个画廊给我做了个展览,卖掉了一些作品。后来我还画过T恤衫,设计过地板花样等等。艺术创作上进行了很多材料上的实验。周思(当时的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去之后,给肖鲁、唐宋、我、关伟等一共十几个艺术家在当地一个很有名的画廊做了个展览,影响很大,那应该是澳大利亚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艺术。

记者:那个时期,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是什么状态?

沈:那边的当代艺术跟整个西方世界几乎是同步的,澳大利亚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是英国式的,但在文化上非常多元而且开放,也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他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没什么障碍,你知道,非常著名的悉尼双年展1973年就创立了。

记者:回国后,你开始创作反响非常好的“骨头”系列作品,2007年9月,你的4个个展又在4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开幕,“一号工程”、“磕头机”、“盆景”、“歼-x”,这种井喷式的呈现在国内很少见,谈谈回来之后的情况吧。

沈:1995年开始,我就经常往国内跑。后来回国,先在北京待了一小段时间,为了完成“骨头”系列作品,做了很多考察,但这些作品的材料在北京、上海并不容易找到,后来就去了大庆,当时那边有个做房地产的朋友给我赞助了一个几百平米的房子当工作室,一台车,还有两个工人。“骨头”系列作品的方案都是在国外做的,当时那边关于这种尖端科学的报道比较多,比如克隆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生存空间冲击很大,感觉到一种恐怖,所以有了做这些作品的想法。在大庆的那段时期,每天都看到磕头机,不分昼夜地在那儿重复同样的动作,我的感觉非常复杂,后来就有了做作品的想法。所以我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定是和他的生存环境和经验密切相关的。

记者:你的作品在形式和材料上都非常多样,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是个独特的案例,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以及所处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环境?

沈:首先,我觉得有国外生存经验的艺术家和没有国外生存经验的艺术家相比,关注点、作品的呈现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回国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艺术家在创作上都在关注同样的题材,比如说拆迁,搞得看起来很像一场运动;我对运动是非常警惕的,我觉得艺术应该是艺术家的个体表达。1985年的时候,我就在《中国美术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做作品都在不断探索新的材料和呈现方式,艺术在形式上不应该有边界,观念才是艺术的核心,我是不会用一种符号或者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做下去的,一个艺术家真正的实验和突破应该是不断对自我的实验和突破。现在的很多艺术家还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符号,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创作和展览计划?

沈:一直在跟科学家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他们有一些研究项目由于资金或者其他原因做不下去,我会把这些放弃的项目拿过来用我的方式接着做,给它们一个结果,一个艺术性的最终呈现,这种结果可以是任何形式,但与科学家最初的研究初衷完全不同的是,这是一种感性的生成,把科学和艺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嫁接,让科学获得艺术的生命,是很有意思的事。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是用金融产品的逻辑在做,我会制作一批限量的普通拖布,然后跟画廊合作在博览会上销售,当然价格会比正常拖布要高,比如说100美元一把,然后3个月后我再用120美元的价格回收这些拖布,当然,买拖布的人需要提供本人的使用证明(图片或者视频),回收的拖布和这些使用证明就形成一件新的艺术作品,你把拖布退回来可以赚20美元,如果不退,那么你可以占用后来这件作品的股份,作品如果售出,会给你分红,就像一种投资。除此之外,还在准备白盒子的个展,这也将是一个突破常规模式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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