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拍摄于1940年的照片中，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随意地倚靠在一座石雕塑旁，被繁茂的绿荫环绕。她头戴盛开的深粉色簕杜鹃编成的花环——那只是她在长期居住的“蓝屋”（Casa Azul）花园内种下的数不清的花卉品种之一。

80年后的今天，卡罗的住所和花园仍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簕杜鹃仍然盎然挺立，多刺的藤蔓蜿蜒盘绕着卡罗生前穿行的小径和花坛。卡罗在花园里度过了无数时光，那里是她得以休憩的一方天地，也激发了她的艺术灵感。

对蓝屋的首席花匠温贝托·斯宾多拉（Humberto Spíndola）来说，维持卡罗与她的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当初培育的植物对于保存他们的遗产至关重要。“花园和其中的植物不仅出现在了卡罗的绘画和照片中，她还常常用这些花来装扮自己，”他解释道，“我们尽可能多地培育那些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植被。”

卡罗和里韦拉于1929年成为了蓝屋及它所在这片土地的主人，卡罗的父亲将她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家园传给了这对年轻的夫妇。二人立即着手重装房屋的内饰和室外空间，希望体现他们对墨西哥原住民艺术、建筑及植物的兴趣。在卡罗的青少年时期，这座房子处处体现着欧洲的审美趣味：建筑细节充满了新古典主义的特点；房屋围绕着中央庭院的布局方式则仿照了西班牙-摩尔式建筑；而花园里遍布着诸如玫瑰和棕榈等精心修剪的进口植物。

受到上世纪20和30年代墨西哥革命的影响，卡罗和里韦拉认为殖民体制应当被推翻，让位给平民主义政府，并充分发扬墨西哥民族文化。这种信仰渗透到蓝屋设计的方方面面，原本的欧式装潢被拆除，进口植物被花样繁多的墨西哥热带和沙漠植被取替，包括仙人掌、丝兰和美人蕉。里韦拉还在绿荫中摆放着他不断增加的前哥伦布时期的雕塑收藏。“两人的生活围绕着墨西哥开展，”斯宾多拉说，“不论是文化、生物还是植物，全部都来自墨西哥的世界。”

在卡罗的情人尼古拉斯·穆雷（Nikolas Muray）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为她拍摄的照片中，卡罗在蓝屋花园里悠然自得，她还养了一群墨西哥土生动物——有她的宠物猴子、鹿、鹰、鹦鹉、火鸡和好多只狗——它们在丰饶饱满的石榴树下嬉闹雀跃。

在一张描绘了1940年左右的蓝屋的素描中，卡罗将这里描绘成一处充满欢乐的家园，里面的动物、植物与人和谐共处，家具和艺术工作室并立其间。蓝屋就像卡罗的庇护所。1939年，在她和里韦拉短暂离婚的同年，卡罗正式搬到这里。随着她遭受的病痛与日俱增，这里成了她度过余生的主要寓所。花园内被保留至今的蜿蜒小径，当初便是为了她能够坐在轮椅中穿行而特地设计的。

卡罗花园的影响以及她对花卉和动物的热爱也渗透进蓝屋室内。斯宾多拉解释道，屋内的图书室收藏了植物学书籍，卡罗将花朵夹在一些书页中（在她于1954年去世后，人们在她心爱的沃特·惠特曼的《草之叶》一书中发现了一小簇花束）。

在工作室中，卡罗在静物画和自画像中都描绘过饱满的果实、挺立的花朵、喷薄欲出的花籽，以及黄绿色的大片叶子。这些装饰代表着她的墨西哥文化根源，代表着繁育、性，还有家园的双重本质（对卡罗而言，家既承载着痛苦——痛苦很大程度源于她和里韦拉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又给人慰藉）。

在卡罗1936年创作的绘画《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中，她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孩童站在蓝屋的庭院中，她的腿似乎和花园里的橘子树融为一体。在她的左侧，一只多刺的仙人掌喷射出一簇类似人类卵子的种子。图像暗喻了是墨西哥这片土壤养育了卡罗，正如那些盘旋在她画布上方的人类亲属一样。

如今，同样的橘子树仍然伫立在蓝屋的庭院内，多刺的仙人掌装点着博物馆的地面。除了它们之外，如今在斯宾多拉照料下还有更多卡罗生前培育的植物延续着生命。但花园自从艺术家在1954年辞世后便发生了改变：比如，尽管卡罗和里韦拉种植的树木长高了，为花园添了更多阴翳，这却阻碍了多肉植物的生长。于是，有些无法继续生存的植物被取代，比如被蕨类植物覆满的花坛中，喜阳的植物不再能生存。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原主人的设想维持这座花园，但也要顾及树木的自然生长，”斯宾多拉解释道。这意味着只种植墨西哥本土植物，“同时让他们适应到这处新的环境，”他说。

斯宾多拉对卡罗最珍爱的簕杜鹃照顾有加，簕杜鹃不仅被卡罗做成花环，还出现在她的不止一幅画中。在《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1940）中，卡罗戴着她用簕杜鹃多刺的枝杈编成的项链。一只猴子和猫栖息在她的肩上，她身后布满错综浓密的叶子，头发周围蝴蝶和花朵飞舞。画中卡罗的身体和庇护了她一生、给她无数灵感的的大自然融为一体——这些元素如今去到蓝屋花园仍然得以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