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斐尔的底稿到庚斯博罗的《画家的两个女儿》，再到苏丹宫殿的战利品《人虎风琴》、雕塑家罗丹的《青铜时代》以及英国格雷森·佩里的脱欧花瓶……近日，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简称V&A)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讲述了馆藏的一些最著名的藏品。

在疫情来袭，世界各地博物馆利用当下疫情危机拓展其线上项目的背景下，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认为：“在未来，数字化供应将成为博物馆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面实物，其真实的光环仍然有着某种线上观展所没有的魔力。”

现在的南肯辛顿尘土飞扬。再没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漫步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厅观展，至少在当下，那些已成往事。

在保安部主管弗农·拉普利 （Vernon Rapley）的严格安保下，我们的藏品目前都安然无恙。但博物馆的目的是建立在对话和差异的基础上：公民和藏品之间的互动，进入历史之网的旅程，然后是好奇心的生长与繁荣。我们的第一任馆长亨利·科尔(Henry Cole)说：“没人参观的博物馆逐渐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毫无用处的机构。”
现在，我们博物馆仍然处于闭馆状态，缺乏交流。所以我很乐意在此与《观察家》的读者们一起探索其中一些最著名的藏品——毕竟，他们是这些藏品的最终拥有者。从陶瓷到家具，从数码设计到摄影，从时装到美术——显而易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惊人的多样性。

有点不公平的是，科尔把博物馆形容为“贫困藏品的避难所”；英国艺术史家、博物馆策展人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则称其为“一个极其宽敞的手袋”。然而，将270万件藏品联系在一起的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独创性和想象力。从拉斐尔(Raphael)的底稿到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的英国脱欧花瓶，这个博物馆就是一个展示人类创造力的宝库，激发着当今富有创造力的先锋们的想象力。崇高和美丽在我们画廊一直存在，但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使命感，用这些艺术品来鼓励创作的力量。工艺美术运动创始人、英国最杰出的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谈到参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感受时说：“对从人类大脑中诞生的美充满了惊奇和感激”。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画廊利用当下的疫情危机拓展它们线上项目，并与新观众建立了联系。在未来，数字化供应也将成为博物馆和画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面实物，其真实的光环仍然有着某种线上观展所没有的魔力。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展品的力量超越了展示它的物质边界，延伸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从中产生了一种唤起观众复杂的、动态的文化力量，并可能为观众所接受。”因此，我们期待观众回到南肯辛顿站在这些物品面前——希望这份清单能提醒我们，我们都错过了什么。

拉斐尔底稿 《捕鱼的神迹》

拉斐尔底稿(1515-1516)是拉斐尔（Raphael，1483-1520）受教皇里奥十世的委托，为西斯廷教堂设计10幅挂毯所绘。自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她深爱的阿尔伯特将其从汉普顿宫移出后，这些底稿就从皇家收藏租借到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这些绘画取材于圣徒彼得和保罗的生平，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最华丽的作品之一。它们不仅体现了拉斐尔的艺术天赋，也体现了他在16世纪改变挂毯设计的方式。今年是拉斐尔逝世500周年，除了整修拉斐尔宫廷外，我们还启动了一项新的数字研究项目，旨在发掘人们对他的技艺和工作室实践的全新理解。

托马斯·庚斯博罗 《画家的两个女儿》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所绘的《画家的两个女儿》(Two daughter by Thomas Gainsborough, 1758年)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庚斯博罗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其肖像画多取材上层社会人物，作品充满奔放的节奏感，笔触轻灵，自然动人。《画家的两个女儿》描绘的是庚斯博罗的两个10岁和6岁左右的女儿，画中姐妹俩亲密无间：玛丽伸出胳膊搭在玛格丽特的头发上，玛格丽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用一种几乎是傲慢而又悲伤的表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画家的两个女儿》谦逊地陈列在我们英国的画廊里，亲密、人道却有带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无辜宿命论的气息。这幅画与1632年起定居伦敦的佛兰德斯画家凡·戴克(Van Dyck)有明显的呼应，后者的儿童肖像画也有一种忧郁的甜蜜。

《人虎风琴》

《人虎风琴》，或称蒂普的老虎(1794-1799)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的最爱，这一雕刻的木制杰作描绘的是一位欧洲军官正在被一只卧虎撕破脖子的情景。在军官的身体里有一个器官装置，当士兵痛苦地抬起手臂时，它会发出诡异的哭声。

18世纪下半期，英国对南印度的迈索尔发动 4次侵略战争。1767年，英军侵入迈索尔，在昌加马和特里诺马利遇到海德尔·阿里的顽强抵抗。英军一度占领迈索尔的 1/3的领土。海德尔·阿里不仅收复失地，而且挺进到马德拉斯近郊，迫使侵略者求和。1781年，侵略者在波多诺伏战役中击溃海德尔·阿里的大军。1782年12月7日，海德尔·阿里病死在军营中。蒂普苏丹继承父业，继续抗英。1790年，侵略者发动新的战争。蒂普苏丹在抗争失败后同英国签订和约。1799年，英军第4次大举入侵迈索尔。蒂普苏丹最后在塞林伽巴丹城下阵亡。这件工艺品也许是迈索尔的统治者蒂普苏丹(Tipu Sultan)为他被英国人劫为人质的年轻儿子们设计的，它最初是抵抗的象征。但在蒂普战败后，它被当作来自苏丹宫殿的战利品，并作为帝国主义的象征在伦敦展出。这件作品每天都在提醒人们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殖民历史的关系。

图拉真圆柱复制品

图拉真圆柱复制品(1864年)我们馆藏中最大的物品，其原作位于意大利罗马奎利那尔山边的图拉真广场，为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所立，以纪念图拉真胜利征服达西亚。该柱由大马士革建筑师阿波罗多拉（Apollodorus of Damascus）建造，于113年落成，属于多立克柱式，以柱身精美浮雕而闻名。图拉真柱净高29.55米，包括基座总高38.2米。柱身由20个直径4米、重达40吨的巨型卡拉拉大理石垒成，外表由总长度200米以上的浮雕绕柱23周；柱体之内，有185级螺旋楼梯直通柱顶。据古币的描绘，早期图拉真柱的柱冠为一只巨鸟，很可能是鹰，后来被图拉真塑像代替，漫长的中世纪夺去了图拉真塑像。1588年，教皇西斯都五世下令以圣彼得雕像立于柱顶至今。

在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开创了所有现代摄影技术、电铸技术和石膏模型技术的先端，使大众获得高雅文化的途径民主化。图拉真圆柱复制品汇集了欧洲雕塑的精华，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即使不能亲自参观，也能看到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奇迹。

奥古斯特·罗丹的《青铜时代》

1914年罗丹捐赠了18件雕塑，这是一位在世艺术家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最伟大的礼物。受到多纳泰罗(Donatello)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作品的启发，《青铜时代》的名字暗指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终于变得富有创造力和“先进”。当这件作品第一次展出时，它是如此逼真，以至于罗丹被指责为仿照真人塑造。这份礼物是庆祝罗丹对英法团结的信念：“你们的士兵与我们并肩作战。作为我对你们英雄的一点敬意，我决定把这个系列展示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这是所有。”

艾琳·格雷 折叠椅

这把《折叠椅》(folup chair)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引人入胜的设计师之一艾琳·格雷（Eileen Gray，1879-1976）的经典之作。椅子因底座、扶手和靠背的形状而得名，呈s型，是为她在里维埃拉的夏季住所而设计的，展示了她对简约、实用和对材料的诚实的承诺。

艾琳·格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建筑师，她生于1878年，这位爱尔兰艺术家对现代家具设计贡献非常突出，是"现代设计"的先锋之一。格雷是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合作者。在室内空间逐渐成为自我表达的时代，她是现代生活模式的先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被男性同事忽视。最近，她被誉为“女同性恋生活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

埃尔莎·夏帕瑞丽 晚礼服

一套夏帕瑞丽高级定制晚礼服被广泛认为是制衣行业的劳斯莱斯。而这套由埃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 1937年设计的晚礼服则被塞西尔·比顿（ Cecil Beaton）作为他给博物馆的主要时尚礼物的一部分，捐赠给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这件夹克由上流社会的亚历山德拉·特雷弗-罗珀(Alexandra Trevor-Roper)女士从她的伦敦展厅购得，由勃艮第丝绒制成，带有结合了莱茵石、亮片和银镀金线的强力刺绣。该系列的豪华纺织，精湛的剪裁和精细的表面装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高级时装定制的高水平。1971年，这套服装被慷慨地送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并附了一张纸条：“夏帕瑞丽西装，1937年。如不需要，请退回。”

罗宾汉花园

罗宾汉花园是英国最伟大的野兽派遗产之一。然而，2009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市政疏于管理，并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希望将其列入名录并加以拯救之后，罗宾汉花园遭到了谴责。2017年，当它最终被拆除时，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保留了西区9米高的部分，包括“空中街”的一部分。

碧昂丝的蝴蝶戒指

美国女歌手碧昂丝的蝴蝶戒指由碧昂斯于2018年赠送给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这枚蝴蝶戒指是珠宝商格伦·斯皮罗(Glenn Spiro)精心设计的。这枚戒指最初是作为胸针制作的，当人们发现它的翅膀不受底座的束缚，可以很容易地摆动时，就把它变成了一枚戒指。随着佩戴者的手指轻轻弯曲，隐藏在镶钻戒指上的机械装置就能启动，于是戒指就在绿石榴石、钻石、铂金的闪光中焕发生机。而在整个过程中固定在翅膀下面的装置几乎是看不见的。

格雷森·佩里 脱欧花瓶

这对配对的花瓶是在2017年英国脱欧引发的政治动荡中制作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参与了一个长久以来带有政治意味的陶艺传统。然而，这些纪念性的花瓶努力做到无党派化，以反映两个分裂的阵营之间的强烈相似性。让这对花瓶看起来和谐的蓝色釉料是佩里采用众包技术装饰完成的。除了他们最喜欢的颜色，他还征集了“留欧”和“脱欧”选民的自拍照以及包括个性在内的英国符号，包括甘地(Gandhi)、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乔·考克斯(Jo Cox)、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女王，他们都出现在花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