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到全球

世界文化符号 “青花瓷”

青花瓷，英文名blue and white，以“青”为灵魂，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约1250 - 1350◦C高温一次烧成，是源于中国，遍行世界的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等特点，是中国瓷器名扬天下的主流品种。

青花瓷器滥觞于9世纪唐代巩县窑，成熟于14世纪早期元代景德镇窑，辉煌于15世纪初的大明永乐、宣德两朝景德镇珠山“御器厂”，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科技、贸易、人文与艺术交流中共同催生的一枝奇葩。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青花瓷的传播也遍及东南亚、波斯湾、印度、近东、北非与东非海岸。

自成化御窑以降，青花用料的国产化与胎釉质地进一步提升使得“青花”愈加富于中国本土艺韵。自正德年间（1506-1521）起 ，景德镇开始接受葡萄牙王室青花纹章瓷订单。在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青花瓷器为欧洲王室贵族的狂热追求，嘉靖、万历间大量外销欧洲，进行了双向的文化交流。明末清初的17世纪晚期，每年行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以数百万件计，尤其“青花瓷”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宫殿居室的标志性陈设，是财富与品味的象征。至18世纪，欧、亚、非、美各大洲均有青花瓷器的收藏与传承。

百余件实物及样本

全景再现千余年中国青花瓷史

纵观青花瓷的发展史，不同的时期所用的青料都有所差异，这也让每一时代都诞生了具有独特时代特征的青花瓷器。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以诸多实物形式再现中国青花瓷千余年演变过程。

最早可追溯的青花瓷器，可见1975年扬州唐代地层出土的蓝彩瓷片及黑石号出水之河南巩县窑白釉蓝彩器，为波斯进口钴蓝料绘制。这一时期的青花极大的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黑石号”青花盘与在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碎片上的纹饰，以散叶夹菱形纹为代表，类似于波斯伊斯兰纹饰，充满异域风格。本次展览中的唐青花花叶纹执壶标本亦为同类风格作品。

14世纪中期元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西亚的交通再次打开，使青花瓷器又一次与波斯文化、伊斯兰文明进行深刻交流，自此使青花瓷走上辉煌之路。文献记载，元青花使用西域进口的苏麻离青料（或称苏泥勃青），因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发色幽蓝深沉，在钴料浓重处会形成类铁锈斑块。

元青花造型多样，有梅瓶、玉壶春瓶、大罐、圆口或花口折沿盘、高足杯、藏草瓶、扁壶、军持、仿蒙古包等，不胜枚举。纹饰题材丰富，龙凤、人物、飞禽、走兽、草虫、花卉、几何图案等，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模仿和创新之作。

明初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正式设立“陶厂”，建文四年（1402年）更名为“御器厂”。而御窑厂的正式创立为明代乃至清代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奠定基石。这一时期青花瓷明显呈现出一种由元代青花向典型明代青花瓷过渡的特征。所用青料经分析化验，主要还是进口青料为主，不过因烧成技术所限，故多发色灰暗，亦有釉面肥润，青花深沉之作。

永乐、宣德青花则彻底摆脱元代和洪武时期青花瓷的风格，开启明清两朝青花瓷发展的新篇章。永乐、宣德青花器既有中式传统造型，亦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源自或模仿西亚、北非地区的陶、铜、金、银、玻璃等材质的器物造型。因所用苏麻离青料高铁低锰的特性，多发色浓艳，积料处往往有铁褐色结晶斑。

宣德朝所用青料有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种，有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等多种情况，呈色或浓艳厚重或深浅相间。此外，宣德时期官窑瓷器年号款的书写规范得以确立，之后明清两代御窑瓷器皆沿习之。

成化皇帝本人的艺术素养颇高，而且御窑厂的工艺水平和管理制度愈发成熟完备，供御品的遴选制度极为严格苛刻。此时的青花瓷器“胎精釉亦精，高穆浑雅，同臻其妙”，成化前期使用进口青料，发色浓重浑厚，近似于宣德晚期青花。中后期选择产自江西乐平陂塘的极优质国产青料平等青，纹饰淡雅沉静，疏朗有致。成化一朝对瓷器烧造要求极其严苛，且不惜工本，是为明代青花的又一美学巅峰。

弘治青花依然选用平等青料，多发色浅淡，纹饰细腻。正德皇帝崇慕伊斯兰文化并信奉佛道，故官窑瓷器喜用阿拉伯文字和道教吉祥图案做装饰。除继续沿用平等青料外，又新采用产自江西的“石子青”料，发色蓝中泛灰。中后期又使用极为昂贵的进口“回青”料。《窥天外乘》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铛镇云南，得之……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

明武宗正德时期始于公元1506年,恰好是明代中期的准确年份。此时的官窑瓷器不仅胎釉讲究,工艺精良,并出现了一系列写有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器物,反映了当时的宫廷趣味,独树一帜。

传世品中,大英博物馆的正德六字款青花砚屏上书写《古兰经》第72章的部分内容,最有代表性。本次展览中的多件相关作品及景德镇窑址的出土资料相映生辉,这些具有异域元素的正德官窑在青花瓷器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史称“嘉靖新政”，后期宠信严嵩，笃信道教，长期不朝。嘉靖瓷器传世主要以青花为主，造型多样，陈设大器烧造颇多，烧造难度极大。因选用钴料不同，嘉靖青花发色不一，使用国产钴料者，发色蓝中泛灰。典型嘉靖青花使用回青，成本极高，色料昂贵，仅限宫廷严格使用，所出青花发色浓艳泛紫。

万历朝长达四十八年，早期仍沿用回青料，发色与典型嘉靖、隆庆时期青花颇似。同时又开始使用产自浙江省的钴料，统称为“浙料”，因此万历中后期青花瓷发色多蓝中泛灰，远不及前朝浓艳。明末清初过渡期至康熙年间采用优质的云南珠明料，此时国产料的成色与烧造技术日益成熟。

嘉靖、万历时期青花，青花发色浓翠泛紫，恰与永、宣二朝青花器相类，故不乏有众多仿前朝永、宣青花风格器物在官仿官器物上出现。这一特殊品种现象，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瓷器造型、纹饰和绘图技法的多样性。

清三代皇帝尤爱古器物，所以仿古器物的烧造一直流行于清廷，青花仿古瓷也不例外。由于用的是云南产的珠明料，故绘画时采用点染技法追慕苏麻离青之铁锈斑效果。另有一部分仿烧器，纹样灵感虽源自明朝，但绘画则有明显区别，带有清官窑的韵味，体现了两朝审美之区别。

元明瓷器外销与交流

中国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元青花在景德镇大放异彩后首先波及越南及朝鲜。

现藏土耳其托普卡普宫殿的越南青花牡丹纹天球瓶带有纪年款,相当于明代景泰元年(1450)。其绘画风格忠实摹仿元青花,惟妙惟肖。

朝鲜王朝由李成桂所创,到了15世纪的世宗及世祖时期励精图治,青花瓷器也随之烧造成功。16至17世纪的青花瓷器传世稀少,这是由于国产钴料的开发不足所造成。18至19世纪,在京畿道广州郡的金沙里及分院里等处烧造官窑青花,笔触简约,清新质朴。朝鲜青花瓷器之龙纹皆作四爪,有别于明清官窑。

17世纪,青花瓷器在日本的有田地区烧造成功,这显然是受了当时向中国大量订烧的"古染付"及"祥瑞"瓷器的影响。19世纪,日本的青花瓷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却依然向景德镇订烧茶道器具,和风扑面。江户晚期以后,有田之外的濑户及横滨地区等地也烧造青花并外销欧美市场,与中国瓷器形成竞争关系。

永宣四“神器”集结

永宣青花冠绝千古，由中、西亚进口的“苏麻离青”钴蓝的青翠苍雅与御窑工匠的妙笔点染，共同成就中国美学之典范，是陶瓷艺术的高峰，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永宣四“神器”的首度集结呈现，展览囊括的永宣四“神器”包括 “明永乐 青花留白暗刻龙纹海浪大盘”，“明宣德 青花云龙纹十棱葵瓣式洗”，“明宣德 青花梵文海水异兽纹高足杯”，“明宣德 御制青花‘永平安颂’高足碗”，其中“明永乐 青花留白暗刻龙纹海浪大盘”为欧洲秘藏百年，于中国首次亮相。

“明永乐 青花留白暗刻龙纹海浪大盘”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之一，为丹麦著名建筑家所罗门·塞伦森（Salomon Sörensen,1856-1937）旧藏，形制规整，大口微敛，弧腹广底，浅圈足，为明初大体量盘式的经典造型。

盘底砂底无釉，可见胎体坚致细腻，足沿微泛火石红。通体青花描绘纹饰，口沿内外绘回纹一周，内壁绘牵连缠绕的缠枝花卉十二朵，计有山茶、莲花、月季、扁菊等数种；外壁绘向前奔走的行龙四条，龙口半张，脑后毛发向前竖起，龙须向两侧飞扬，其间以壬字云纹间隔。盘心青花双圈内绘奔涌的海水为地，再以留白技法表现一侧面立龙，仅双目龙睛以青花点绘，龙身下肢朝向画面右侧，身躯中段则向后扭动，使得上肢及龙首面向画面左侧，上肢两只前爪一前一后，龙嘴张开，龙角后的鬃发上扬，气势威猛，身旁围绕的火焰亦以留白技法表现，在青花海水地子的衬托下，使得龙形似乎站立在波涛之上，极具艺术表现力。

此种留白工艺难度极高，十分考验工匠谋篇布局的功力，制作时须在素胎之上将底稿打好，将需留白的部分之轮廓线以青花勾勒，再将需要以青花表现的部分以钴蓝青料描绘出来，且绘制时也需加倍小心，切不可在留白的区域落笔；最令人叹服的是立龙的鳞片、爪牙、须发均以暗刻工艺表现，施釉后纹饰也十分清晰，纤毫毕露，工致非凡，具有立体效果，可谓鬼斧神工之作。通体青花发色深沉妍丽，尤其色泽浓重处可见明显的铁斑沉积效果，颇得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淋漓之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

盘心留白而成的白龙纹样于明初青花器中十分罕见，采用此种技法者，所见均为御窑重器，以天球瓶最为知名，北京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伊朗国家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等均有收藏，此外还有梅瓶、大碗等造型，而究其肇始，母本则应自元代蓝釉留白、青花留白器物而来，前者如扬州博物馆所藏蓝釉留白龙纹梅瓶，后者则见1964年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的两件青花留白八棱梅瓶。

遍查海内外重要公私收藏及艺术市场，与本品相近者仅见发表两例，一例藏上海博物馆，外口沿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识，另两例原藏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据John Alexander Pope于他的著作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中记载，阿德比尔清真寺中曾发现两例，此外另有一例尺寸稍小者藏于伊斯法罕，但未见发表），本品为唯一可于市场流通者，至为珍罕。1993年景德镇御窑珠山出土尺寸较小一例（直径28厘米），青花发色较为晦暗，未拣选供御，即行销毁。可见其烧制之难，存世之罕。

元-明代御窑罕见瓷器首度来京

填补元明代瓷器研究空白

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明御厂遗址北侧），现风景路中段马路边一条深约1.5米的沟道中发现一元代窑业堆积，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异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孔雀绿地青花、孔雀绿地金彩等。其器型有围棋罐、大盖盒（砚）、直口或桶式盖罐、小底鼓腹盖罐、靶盏等。这批出土遗物与传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龙纹、八大码、八宝纹和印“枢府”、“太禧”铭瓷器比较来看非常相似，带有明显元官窑瓷器特征。其中出土的孔雀绿金彩、青花五爪龙纹器等，印证《元典章》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和《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的记载，可知该类瓷器显然为元官窑——浮梁瓷局的产品。

展览呈现首次来京展览的元代蓝地白龙纹砚盒复原件，和极具时代风格的宣德青花莲池鸳鸯纹蟋蟀罐。这两组器物分别于1988年和1993年出土于珠山北麓和南麓，对研究元官窑-浮梁瓷局和明代宣德御窑历史沿革、制瓷工艺和器型纹饰品类等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填补元明瓷器研究的空白。

“中国白”奏响

中国陶瓷史灿烂篇章

白瓷是以含铁量低及尽可能去除氧化铁杂质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经高温烧制而成的。白瓷创于中华，所谓“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在白度、透光度、烧成温度、吸水率、釉光等方面都接近于现代瓷的标准。

唐代白瓷日益精进，唐朝中叶以来，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已十分明显，北方邢窑白瓷驰名天下，宋代窑口众多，定窑、湖田窑等牙白釉器、青白釉器更是闻名遐迩。元朝以来，随着景德镇陶艺的进步，色泽愈发纯正的枢府卵白釉、永乐甜白釉相继出现，在陶瓷史上书写下灿烂的篇章。

蒙元宫廷尚白尚蓝，对白色的尚好，也直接促成了元代景德镇枢府卵白釉的诞生。另一方面，元代工匠已开始掌握白釉的呈色规律，改进胎釉配制等诸多工艺，追求更高白度的硬质瓷了。本次展品中的元卵白釉模印云龙纹高足杯即为一件白釉精品，与常见枢府釉器相比白度更高，并不明显泛虾青色，纹饰工整细腻，富官样气度。

元亡明兴，明永乐一朝，宫廷重白瓷，永乐甜白釉瓷器的诞生，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其釉色乳白，温泽柔和，于白瓷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乳浊的元代卵白釉相比更温润，呈半木光，似绵白糖色，给人以绵甜美感。

从技术角度分析，当是尽量提炼胎土，降低其中氧化铁的含量，同时釉料配置上只使用釉石，不用釉灰，釉中含有多量的微细残留石英颗粒和一定量的云母残骸，并使用钾石作助溶剂，使得釉中氧化钙含量极低，氧化钾含量较高。“甜白”是中国白瓷制作工艺达到顶峰的标志。

另一方面，明永乐、宣德时期甜白釉器物乃宫中主要用瓷，永乐皇帝大量烧造白色瓷器应与其燕王时期居于北平，感染元人尚白之风有关。且“白”亦为青花之底色，明初白釉器为同时期及日后青花瓷烧造的发展了给予了强有力的胎釉基础。

重磅特展与学术研究

续写中华文化开放包容与创造力

本次特展还将呈现“文献展——仇焱之抗希斋明瓷写真集与历代款识标本”以及相关导览直播与讲座等，旨在通过“青花瓷”这一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展现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创造力。

另一场学术讲座也将于2022年6月25日14:00呈现，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访问学者翁彦俊将带来“元明青花二三事——从中外交流看青花瓷的创烧与发展”，为观众解读元明青花的历史。

自2013年起，保利艺术博物馆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学术价值及艺术价值的精品展览。如2018年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以及在保利艺术博物馆推出的“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2020年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启幕的“龙翔九天——元明清御用龙纹瓷器巡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