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展览以“玉出东方”“玉礼堂皇”“吉玉琳琅”“琼华满堂”“镂冰雕琼”五个前后贯穿、互为联系的单元，展出480件（套）文物上自远古，下至晚清，器类丰富，其中一级文物数量多达80余件。此外，本展览还特别增加了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的各类矿石标本20余件，以丰富展览内容。总之，本次展览展品数量之多，展出文物规格之高，在国内同类展览中实属罕见。

玉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宗，馆藏各类古代玉器近9万件，序列完整，品质上乘。既有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玉器，也有王朝时期不同用途的代表器类，而唐、宋、辽、金中古时代的收藏世存稀少，尤为珍贵。

“中国古代玉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专题展览之一，新版“中国古代玉器”展览对2011年旧版内容做了全方位的调整和提升，旧版展览主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古代玉器的特色，而新版展览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深厚底蕴。

五个单元深入探寻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同时展现玉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与审美意境。展览力求全方位挖掘并阐释古代玉器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民族心理、审美意趣和风俗好尚，体现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精湛的艺术造诣。

五个单元 前后贯穿 互为联系

一、玉出东方

“玉出东方”主要表现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夏商时期中国早期玉器的发展历程，分为“星光灿烂”“王权仪轨”“敬天崇祖”“携佩护佑”四组。“星光灿烂”概要介绍了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文化的玉器特色和内涵，突出表现了早期玉器的装饰特色和神玉信仰；“王权仪轨”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王朝的社会背景，以及玉制王权礼器的时代特征；“敬天崇祖”重点展示夏、商时期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玉器，用以体现王朝早期对新石器时代神权信仰的继承与发展；“携佩护佑”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比较典型的佩饰类玉器，对这些佩饰与自然信仰联系密切的属性做了适度阐释。

二、玉礼堂皇

“玉礼堂皇”主要表现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礼玉时代的发展脉络，分为“玉以载礼”“以玉比德”“灵魂不朽”三组。“玉以载礼”从西周礼制与礼玉器的关系入手，概述了礼玉器的发展脉络和礼玉器的组合；“以玉比德”介绍了春秋战国以后佩玉饰品的种类和演变，从文物角度体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一种社会现象；“灵魂不朽”展现了西周以后玉敛葬制度的形成和敛葬玉器的时代特征。

三、吉玉琳琅

“吉玉琳琅”主要表现隋唐以后玉器世俗化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一部分文物数量大、种类多、雕饰精美，内涵丰富。分为“饰玉精华”“生灵百态”“春水秋山”“融贯东西”四组，数量大的文物组还按照题材内容再分小组展示。“饰玉精华”展示了首饰、带饰、佩饰等装饰玉在各时代的种类和式样变化，是各单元中文物数量最多的一组；“生灵百态”呈现的多为人、动物、植物题材的小型圆雕玉件；“春水秋山”重点表现了辽、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以狩猎题材为特征的“春水玉”和“秋山玉”；“融贯东西”集中展示了一些具有外来文化特征和东西方文化兼容特色的玉器，用以表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就。

四、琼华满堂

“琼华满堂”重点展示明清时期以陈设为特征的玉器品种。陈设玉器体量大、材质精、雕琢考究，是最能体现玉器造型艺术和审美高度的品种。分为“仿古彝器”“艺用双绝”“文房诸宝”三组。“仿古彝器”是模仿早期青铜礼器制作的仿古玉器，是明清宫廷重要的陈设玉品种；“艺用双绝”是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并重的工艺玉器，是明清玉器工艺的精华所在；“文房诸宝”顾名思义就是书房文案上的玉器品种，体现了古代文人风雅情致。

五、镂冰雕琼

“镂冰雕琼”是从材料和工艺角度介绍宝玉石知识及治玉技术发展的单元。分为“玉与美石”“切磨成器”“纹饰雕琢”“意匠巧作”四组。“玉与美石”展出了玉石、宝石、彩石等矿物标本，它们成分不同，但在历史上都被视为玉石来加工制作；“切磨成器”概括介绍了一块玉料被制造成玉器的各道加工工序；“纹饰雕琢”简单梳理了刻线、浮雕、镂雕等加工工艺；“意匠巧作”对巧作、描金、镶嵌等特殊工艺做了阐释。

重点文物精览（图文资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玦形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

（约公元前4500年—前3000年）

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

龙是一种蛇身兽首的神兽，广泛出现于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红山文化的龙出现较早，分为玦形和C形两种造型，其形象可能是猪、熊、虎、鹿、马首与内卷蛇身的组合；也有学者认为龙是某种动物的胚胎形像，具有变化和再生的含义。大件玉龙代表神主，是用于祭祀活动的重要法器；小型玉龙可能是巫师随身携带，具有魔法的佩件。

神面形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

（约公元前4500年—前3000年）

神面形器是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之一。正面以阴线刻神面纹，圆眼内凹，下部雕一排长齿，左右两端是变形的犬齿或翅膀。类似玉饰的侧边或背面都有穿孔，可以缝在织物上。直视的双眼、突出的牙齿、诡异的造型凸显了原始宗教神秘、威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虎头

新石器时代 肖家屋脊文化

（约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虎头是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代表器形之一。上古神灵的形象大多源于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而神性表现则与人们对动物习性的认识有关。一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禽兽，如虎、鹰等，形象往往抽象而威猛，凸显环眼与爪牙。崇拜它们，一方面出于敬畏，一方面希望获得它们的神力。某些特别的动物还被神化为氏族的图腾。

凤形佩

新石器时代 肖家屋脊文化

（约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

鸟类凌空飞翔，能穿梭于天地之间，能发出各种悦耳的鸣叫声，有的还能啼鸣报晓，这些现象都很容易令古人意识到鸟类就是上天的使者，从而产生对神鸟的崇拜，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玉鸟及鸟形纹饰。凤鸟具有长长的尾羽，其原型可能源自孔雀或雉鸡。此凤佩代表了肖家屋脊文化玉雕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华第一凤”。商代晚期妇好墓中的玉凤，在造型、风格、纹饰的雕刻手法上都与此佩极为接近，应该是同时代的玉制精品。

四孔刀

新石器时代 石峁文化

（约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

刀是一侧有刃的片状石器，多为长方形。小型的石刀是掐割谷穗的工具，大型石刀的背部有多个穿孔可以系缚木柄，是一种兵器。良渚、龙山、薛家岗等文化遗址中均有玉刀或石刀出土。龙山文化发现了很多宽边或窄边的玉刀，通体打磨精细，器身极薄，有些穿孔还嵌有绿松石，刃端无使用痕迹，已经属于标准的仪仗礼器了。

牙璋

二里头文化

（约公元前18—前16世纪）

璋是一种长条形的片状礼器，外观很像戈形兵器。《周礼·典端》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表明牙璋的发兵用的信符，但从考古出土的情形看，它还可能是祭祀山川的祭器或举行重大仪式时手持的仪仗用器。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夏、商时发现较多，西周以后衰落。

凤冠人形佩

商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人视玄鸟为图腾，拜祭玄鸟也就成为商人祭祖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玄鸟”众说不一，或曰燕子，或曰凤凰。玉人祭拜时抚膺和蹲踞的姿态可能源于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而其冠部形式与同墓所出的玉凤的装饰与造型完全相同，手足亦似勾爪，说明戴冠者并非普通的崇拜者，而是扮作神鸟的巫师。人像足下有榫和圆孔，表明祭拜时需要将其固定或安插在一个手柄或器座上。

神鸟

商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神鸟造型由几种动物形象拼合而成，总体似鸮，并附加羊角和冠饰等以加强其神秘感。妇好墓出土多件此类形状奇异的神鸟，可能与祭祀活动或镇墓作用有关。

戈冠凤鸟佩

商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佩雕为凤鸟形，造型独特。鸟首上端伸出两支弧形援，实际上充当了鸟的冠状翎羽，起装饰作用。

蛙

商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彩绘和雕塑中，蛙的形象就已经出现。一般认为蛙象征多产，因此图其形貌，祈求繁育。此件玉蛙残存有未退化的尾部，处于由蝌蚪向成蛙进化过程中的样子，佩戴它可能带有护佑幼儿健康成长的含义。

人龙纹璜

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璜双面雕琢人龙共身纹。人像位于璜的两端，龙首纹雕刻于璜中部，与人身联为一体，体现了当时神人飞升和人龙合体等宗教意识。

双龙首珩(héng)

战国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珩(héng)为玉组佩上部横向的玉，是玉组佩的骨架。珩底部的钻孔左右对称，以便保持佩饰的均衡。

舞人佩

西汉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舞人作折袖曲腰的舞姿，是贵族宴飨生活的写照。舞人佩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多发现于女性贵族墓中。

夔龙形佩

战国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不同时期的龙形玉器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东周以前，龙身多内卷，大部分不显肢爪；战国时期，龙身出现S形曲转，常有飞翼，杏核眼，下方雕出一足，为夔龙形象；秦汉以后，龙多为兽形，肢爪齐全，作行走状。

螭虎食人佩

战国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佩中部镂雕螭虎噬人的图案，环佩两旁刻有人首翼兽。螭虎，虎首蛇身，盘曲伏卧，是龙虎结合的神兽形象。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也可见类似的虎食人形象，被食之人神态安祥。一般认为此类题材可能与逝者化神的内容有关，是表现战国时期祭俗文化和仙化升天思想的珍贵实物。

玛瑙扣饰（33件）

西汉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石寨山古墓群是战国至汉代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墓地出土玉石、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珠管甚多，大多作为衣饰、首饰或青铜器上的镶嵌物。这些玛瑙扣饰背面有双孔，通过丝线可与各种珠管连缀成一整幅“珠被”覆盖在死者身上，是古滇国仿效中原王室葬仪制作的“珠襦玉柙”。

骑虎人形佩

战国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1957年河南洛阳小屯出土

远古文化中不乏人兽合体形象，通常带有神化与重生方面的特殊意义。良渚文化神徽形式的神人兽面纹表现的即为神人骑兽纵横穿梭的情形。骑兽人玉佩的构图与内涵与其相同，应该具有驭虎飞升成仙的宗教含义。两佩同出土于墓道内接近墓室的一端，是一对具有特殊意义的陪葬品。

亭阁人物凤舟簪饰

明

（公元1368年—1644年）

明代已婚女子在正式场合通常会将发髻梳到头顶，再戴上一个由金银丝或马鬃、头发、篾丝等材料编成的发罩，称为“狄髻”。狄髻在外面罩一层皂纱，再插戴各式发簪，包括分心、挑心、满冠、草虫簪、花头簪、顶簪等，既可固定狄髻，更是重要的装饰，称为“头面”。这件片形玉件雕制精美，应该是插在狄髻正中的“分心”发簪上的嵌饰。

绶带衔花巾环

宋

（公元960年—1279年）

巾环亦名“玉屏花”，宋代始流行，两枚为一副，底边留有大孔，以便男子头巾后部帛带穿插系结。

孔雀牡丹帽顶

元

（公元1206年—1368年）

孔雀牡丹为玉雕作品中的传统纹样，寓意吉祥富贵。

双螭璧形绦环

元

（公元1271年—1368年）

绦环作璧形，璧上高浮雕双螭纹，其中一螭拱背出廓，巧妙形成穿孔，以供绦环钩套和。

玛瑙兽首雕螭带扣

清

（公元1644-1911年）

玉簪花饰

金

（公元1115年—1234年）

花佩采用透雕、高浮雕等技法，雕工细腻精致，构图对称唯美。宋代玉雕受宫廷审美影响，风格华丽、写实，一如工整的院画作品，形神兼备。

蜜蜡群猴摘桃坠

明

（公元1368年—1644年）

猴子摘桃的典故取自“白猿献寿”或“灵猴祝寿”，所谓千年白猿、王母仙桃都是长寿的象征。另外，“猴”与“侯”同音，象征官运，封侯拜相。所以猴子摘桃的艺术造型应该具有官运亨通、长命百岁的寓意。

螳螂穿花佩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螳螂以其谐音映衬诗句“金玉满堂堆长廊”，象征家宅财运兴旺。玉佩借用羊脂白玉上两点黑色瑕疵，作为螳螂的眼珠，有巧夺天工之妙。

鹘啄鹅带饰

辽金

（公元916年—1234年）

只雕刻鹘、鹅，没有花草杂饰是辽、金时期早期“春水玉”的造型特征。

双兔纹饰（3件）

元

（公元1206年—1368年）

花口人物纹高足杯

明

（公元1368年—1644年）

器型仿西亚金银高足杯，器身呈八瓣花形，每瓣外壁以阴线仿錾刻效果刻人物纹。足底亦成八瓣花形，花心刻“子孙永宝”四字。

翡翠龙首雕螭带钩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兽面纹双兽耳簋

明

（公元1368年—1644年）

紫檀盖为清代后配，上嵌元代白玉镂雕龙穿花纹帽顶为钮。簋是古代用于盛放饭食的器皿，是商周时期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之一。

玛瑙花瓣盏托

唐

（公元618年－907年）

盏托是为防烫手，安放茶盏的承盘，因其形似舟，又名“茶船”。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出现较精细的饮茶法，敬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待客礼仪，茶具也随之从饮食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许多新器型，盏托即为其中之一。盏托在唐代已十分流行，多为瓷制，也有金玉材质的。

镂雕花卉鹭鸶杯

明

（公元1368年—1644年）

杯体为莲荷形，外壁布满镂雕的牡丹花枝和鹭鸶纹，设计巧妙，雕琢精致。鹭鸶常与莲荷芦草等组图，意为“一路连科”，牡丹则象征富贵荣华。

花卉纹香熏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鱼龙花插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仙人贺寿山子

辽金

（公元916年—1234年）

“三星”笔筒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笔筒外壁高浮雕刻，主题纹饰为福、禄、寿三星，辅以童子、山石、松树、亭台、石桥、祥云、溪水和瀑布等景物，底部阴刻“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葫芦形水丞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水丞又称“水中丞”，也称“水盂”，是置于书案上的贮水器，用于为砚台添水磨墨。多为扁圆形，有嘴的叫“水注”“砚滴”，无嘴的叫“水丞”。器外壁透雕、高浮雕葫芦枝蔓纹和蝙蝠纹。葫芦因果实众多、枝蔓缠绕绵长，寓意子孙昌盛，世代兴旺。葫芦谐音“福禄”，也是吉祥的祝福。

“福禄寿”百宝嵌饰

清

（公元1644年—1911年）

百宝嵌又称“钿嵌”，以金、银和各色宝石、珊瑚、蜜蜡、角牙、螺钿、沉香、砗磲等材料，制成山水、人物、楼台、花卉、鸟兽等形象，再镶嵌在漆木器之上，色彩艳丽，精美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