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成都与广州绘画艺术的“视差”

时间:2017-04-05    来源:雅昌    作者:雅昌

摘要:何多苓与邓箭今两位艺术家,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一位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哥沙克;一位是典型的六十年代气质。但是,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备受瞩目的眼高技精的行家,通过精湛的绘画技艺和人格魅力而建立起来的声望,也使他们在学生、同行中备受尊重和瞩目。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许多开风气的风云人物不同,他们除了是杰出的有教养的艺术家而外,还是善良悲悯、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师,是许多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何多苓 春风已经苏醒

  何多苓与邓箭今两位艺术家,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一位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哥沙克;一位是典型的六十年代气质。但是,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备受瞩目的眼高技精的行家,通过精湛的绘画技艺和人格魅力而建立起来的声望,也使他们在学生、同行中备受尊重和瞩目。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许多开风气的风云人物不同,他们除了是杰出的有教养的艺术家而外,还是善良悲悯、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师,是许多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何多苓上大学之前曾在成都幼儿师范教过孩子画画;邓箭今1986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广州美院附中教书。迄今为止,何多苓与邓箭今仍分别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院和广州美术学院,他们教过的学生,或者受过其影响的青年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实在是太多了。桃李满园,独自成林。

  当代中国的美术教育曾被人冠以“养鸡场”和“大芬村”之名,一直乏善可陈。其为世人诟病的地方大致是迷信工具理性,人文精神沦落,保守僵化,片面地强调艺术训练的基本功和技术性,致使学艺者过早地丧失学习的兴趣与创造力、想象力。关于这些问题,何多苓与邓箭今在他们数十年的艺术教育实践活动中也多有涉猎。作为身手不凡、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传递给学生这样一种关于绘画艺术的信念:在一个观念放大、图像泛滥的时代,基于一种手工的诗意劳作的绘画仍然是艺术家可以安身立命之地。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由技进道,技艺即思想。所以,尽管川粤两地风俗民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但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重镇,绘画艺术的传统通过两位导师的精心培育,在成都和广州薪火相传、独自成峰。在这个名为“视差——来自成都、广州的绘画艺术”的展览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两地十四位艺术家由文化代际关系传承的清晰文脉与源流,又可以见出每一位艺术家各自的风格取向和艺术追求。这种求同存异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为当今中国美术教育的反思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文本与个案,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基于“地方性知识传统”而呈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邓箭今 谎言 160*160cm 1993年作

  “视差(Parallax)”源自希腊语,在西方语文中的意思为“变化”。原来是天文学概念,指从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个点观察同—个目标所产生的方向差异。从目标看两个点之间的夹角,叫作这两个点的视差,两点之间的距离称作基线。我们只要知道视差角度和基线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目标和观测者之间的距离。同一个人,因为两只眼睛存在差距,观察事物的结果不尽相同;不同的人,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不同,观察事物的结果自然相去甚远。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由不同文化、身体“视角”的观看而带来的差异和变化,是成都、广州两地艺术家双向互动“观看”的结果,也是我们进入“观看”的前提和接受美学中“阅读期待”的唤醒:“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

  换句话说,在何多苓、林晓明、李志君、石连业、吴江涛、张靖、朱可染为代表的“成都”,与邓箭今、莫希亮、彭杜、孙嘉旋、王可钰、谢莉斯、庄鸿杰为代表的“广州”,两个城市的视觉文化经验与美术教育传统之间,视差并不是对称的。在审视同一个未知的视觉经验时,视差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的。在这两个视角中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我们并不拥有两个视角。我们只拥有一个视角,以及在躲避这个视角的事物。透过第一个视角我们无法看到的事物,构成了空白 ,第二个视角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不同的话语世界没有公分母,不同的意义层面没有元语言。强调差异性的不可化约,这也是我策划这个展览时试图与艺术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即希望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个独立视角的观察者,与自己的老师也不例外。这也就是说,视差不仅涉及观察者的观察位置的变化,不仅是认识论上的变化,而且涉及被观察客体的变化;观察者的观察已经影响了被观察的客体,观察者的“盲点”不仅属于观察者,而且属于被观察的客体。观察者的“盲点”是被观察者返还给观察者的。成都、广州两地艺术家的艺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由视角的移动产生的视差之变,理当如此。

  视差之变不仅源于知识的不足。即使获得了足够的知识,符号性、图像化的现实依然存在着视差,依然具有非一致性。符号性、图像化的现实存在着非一致性,不仅因为某些领域还不为人观看所及,而且因为,只要符号性、图像化的现实的分裂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ly),文化视差就是不可化约。对于任何一位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艺术家来说,这种不可化约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既不应该陷入不可知论,也不应该陷入折衷主义,说什么真理居于两者之间?我们应该维持这种不可化约性,而不是一味和稀泥,或熟视无睹。在视觉文化传统的演进中,知识的增长并不能克服视差,因为视差构成了迄今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的现实境遇,也构成了不同城市、地方、学院和师承的文脉与传统。“视差——来自成都、广州的绘画艺术”这个展览提醒我们:仍在生长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还是一种未完成的、不完整的文化抱负,当今艺术仍是不确定的,也是没有充分构成的。尊重这种视差,意味着在无尽的变化中去寻求艺术独具魅力的差异。这种差异使艺术家获得自由,与自然和生命中那个永恒的法则和秩序越来越近。

  2016年6月10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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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郁达,回族,中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策展人。1963年生于贵州兴仁县,自幼随父学习书画。1983年毕业于 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至2003年先后在政府机关、广告公司、贵州大学工作。2000年至今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艺术文献(丛书)执行主编,现供职于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系,教授,《艺术方向》杂志执行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策展和艺术史论、艺术文献研究、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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