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人筆工之交的緣起

筆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魏晉以降，文人出於對書寫品質的重視和對書寫體驗的關注，開始對書寫工具的性能與品質提出種種複雜的要求，如相傳爲衛夫人所撰的《筆陣圖》中便有這樣的話：“筆要取崇山絶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①這從原料、大小和性能三個方面提出了擇筆的標準，對後世文人的擇筆觀念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歷隋唐迄至北宋，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私營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水準的提高，作爲手工業部門之一的製筆工業在原料選擇範圍、製造工藝等方面都有了長足進展。在這一時期裹，雞距筆、散卓筆、棗心筆、丁香筆等許多筆種陸續被發明或改良，文人得以根據自身的書寫習慣來選擇稱心的筆。有唐之善書者已非常重視擇筆，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②到了北宋，由於科舉錄取人數大幅增加，士大夫文人群體隨之擴大，文人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書寫工且——他們的日用品的選擇標準和使用體驗自然而然地成爲一個日常性的話題，擇筆、鑒筆由此蔚然成風。作爲當時士大夫文人群體的代表，林逋、蔡襄、歐陽修、梅堯臣、蘇軾和黄庭堅等都留下了專門討論選擇、使用和保管毛筆的篇什，例如歐陽修《聖俞惠宣州筆戲書》詩云：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

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

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

累累相國東，比若衣縫虱。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

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

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③

歐陽修在詩中與梅堯臣交流他對宣城諸葛高所製三副筆的品鑒意見，表達了對此筆的激賞，認爲此筆製作精巧、軟硬適中而且經久耐用，相比之下，充斥於京師市場的筆則大大遜色。

以書名世的蘇軾和黃庭堅出於對書寫品質的高度關注，比他們的前輩歐、梅等人更重視擇筆和鑒筆，品鑒標準也更爲細緻具體。黃庭堅曾在製作工藝的層面上對“最善筆”進行了界定：

大概筆長半寸，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④

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試錢塘程奕所製佳筆後云：

近世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制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⑤

文人往往會根據自身的書寫習慣向筆工訂製毛筆，蘇軾在北行前夕向程奕訂製數百支佳筆便是一例。文人在擇筆、鑒筆的同時與筆工產生交誼和互動，在一些知名文人的交遊圈中，筆工未嘗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角色。

歐陽修《李晸筆說》云：“余書惟用李晸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⑥蘇軾《贈筆工吳說》云：“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若用今時筆工虚鋒漲墨(引者按：‘工’《事文類聚》録作‘立’，‘筆工虚鋒漲墨’不通，當從《事文類聚》改爲‘立’，此句當讀斷爲‘若用今時筆，立虚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⑦有些筆之所以能得到文人墨客的激賞，是因爲與他們的書寫習慣深相契合，使他們在書寫中生發出心手雙暢的快感。李晸之於歐陽修，吳說、程奕之於蘇軾，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筆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瞭解他們書寫習慣的知音。筆工根據顧客的書寫習慣來調整製筆工藝的某些細節，對使用者的書風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使用者又向筆工反饋自己的書寫體驗，這種循環互動是文人與筆工之間的交誼得以產生與維持的重要基礎。

二 黃庭堅與筆工交遊小考

元祐初，黃庭堅已從《瘞鶴銘》得到啓發，從而開始建構自己的書法審美理想，《瘞鶴銘》開張的體勢和厚重的綫質更適合用大字來表現，寫大字必須懸腕離紙，於是傳統的有心筆無法讓他感到稱心：“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⑧讓他在書寫大字行草書時獲得良好使用體驗的是一種新型毛筆——無心筆，他在筆記中記録了爲他製作無心筆的一些著名工匠，其中以吳無至、侍其瑛爲突出代表。

關於吳無至，黃庭堅專門寫過一篇《書吳無至筆》，對他所製的筆給予了高度評價，文曰：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胸中愊愊，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兗煤、吳君散卓，遂記此紙。⑨

吳無至生平事跡不見於正史，僅存一鱗半爪於《續資治通鑒長編》(下文簡稱“《長編》”)。“神宗熙寧八年”條：

御史臺吏、前慶州録事參軍楊忠信，檢院吏孔仲卿，撫州進士吳無至，並決杖編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無至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

又自註云：

(鄭)俠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輒諮嗟曰：“當今臺諫不言，鄭監門乃能屢入文字邪！”且爲無至言馮參政再三稱獎之語，然實未嘗使安國傳道禁中事，諸所從得，乃内殿崇班楊永芳語也……獄成，俠坐改送英州編管，楊忠信郴州，吳無至道州，二人皆真決。⑩

《長編》的記載直接來源於鄭俠《西塘先生傳志》(下文簡稱“《傳志》”)，二者内容基本一致，僅個别文句略有增刪。《傳志》中，“吳無至”三字下自註“臨川人□(也)”，黃庭堅《書吳無至筆》中說吳氏是晏幾道的酒客，晏幾道恰恰也是臨川人。所謂“二十年時”殆爲約數，黃庭堅有機會與在京師的晏幾道交遊的時間其實衹有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詳下文)，由此可推知，吳無至於是年之前便往京師投奔同鄉晏幾道門下。《長編》稱吳無至爲“撫州進士”，可知吳氏也是有功名的文人，可能因進京赴考而投奔晏門。另外，黃、晏二人定交亦始於是年，黃庭堅應該是通過晏幾道結識吳無至的，他們的初次會面以及相識後的“屢嘗與之飲”很可能多是在晏幾道所設的酒席上，同飲者大概還會有王肱。黃庭堅《王力道墓誌銘》云：“吾友力道，諱肱……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11)黃庭堅“以鄉舉士”來到京師的甲辰年也就是與晏幾道、吳無至定交的治平元年(一○六四年)，黃庭堅這一次在京停留時間不足一年，他得知落榜後馬上就回到老家準備下一年的鄉試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黃庭堅在晏幾道的酒席上結交了吳無至，而王肱得以通過黃庭堅認識了晏幾道。

《傳志》和《長編》所記載的吳無至以鄭俠門人的身份到登聞檢院投狀一事，發生在熙寧八年(一○七五年)。鄭俠於熙寧六年(一○七三年)自光州司法參軍秩滿進京，是年與晏幾道定交，有《晏十五約重陽飲患無登高處》詩云：“道義相歡勝飲醪，況添流雪見承糟。臥籬一醉陶家宅，不是龍山趣也高。”(12)吳無至入鄭俠門下或與晏幾道有關。鄭俠於熙寧七年(一○七四年)四月因繪《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流民圖》駁斥新法而下獄，十一月編管汀州，故吳無至入鄭俠門下當在熙寧六年(一○七三年)到熙寧七年(一○七四年)四月之間。後因屢次投匭反對新法得罪呂惠卿而再次獲罪，鄭俠被謫放英州，受此牽連，吳無至被謫放到永州(一說道州)。

黃庭堅自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與吳無至分别以後，治平三年(一○六六年)秋，再赴鄉舉，榮膺首選，次年春赴禮部試，登許安世榜進士第。熙寧元年(一○六八年)赴葉縣尉任，是其仕途之開端，歷北京國子監教授、太和縣令、德平鎮監。至元豐八年(一○八五年)九月回到汴京，直到元祐四年(一○八九年)四月六日，在秘書省兼史局任上的黃庭堅在街市遇到了二十年未見的老朋友吳無至，此時的吳無至已經結束了新舊黨爭詭譎風雲之下的仕宦生涯，“持筆刀行，賣筆於市”，成爲一個職業筆工，居於“晏丞相園東”，在宦海沉浮中漸行漸遠的黃庭堅與吳無至終於在初次見面之地重逢。

吳無至在汴京街市上售賣的筆是無心散卓，在他之前，已有人在做無心筆，黃庭堅《書侍其瑛筆》云：

南陽張乂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他人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乂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今日也。(13)

鄭永曉先生整理的《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把這篇短文置於“未編年作品”中，今試作繫年。黃庭堅得到侍其瑛所製紫毫棗心筆時當在京師，故有“今都下筆師……”之謂，他在京師任職時間並没有很長，僅元豐八年(一○八五年)到元祐六年(一○九一年)共六年。元代陸友《墨史》載：“侍其瑛，本良家子，少年流宕京師。元豐中，以筆爲業，入太學供諸生甚勤，不計其直，自爾稍稍受知當世公卿大夫，遂以筆名家。”(14)侍其瑛得以在太學推銷毛筆與他的“秀才”身份不無關係。若陸友的記載屬實，則黃庭堅最有可能在元豐八年(一○八五年)試用侍其瑛所製棗心筆(元豐衹有八年)，然後寫下了《書侍其瑛筆》。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侍其瑛是較早製售無心筆的知名筆工，遺憾的是，他生平的其他事跡已因文獻失載而無從考證。

相比於其他筆工而言，他們二人的文人身份讓黃庭堅更覺親近；而吳無至更由於早年曾與黃庭堅交往，共同經歷過新舊黨爭背景下的宦海風波，不難想見久别重逢之後彼此之間强烈的心理認同感。巧合的是，侍其瑛和吳無至都擅長於製造無心筆，這種新型筆種正好適應了黃庭堅的書寫習慣和書法藝術上的審美理想。

三 無心筆與黃庭堅的書風

北宋前中期，有心散卓筆流行於士大夫文人之間，到了北宋中期以後，它開始受到無心筆的挑戰：“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枝可敵他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15)陳志平先生和朱友舟先生均對此作過較爲全面的考察，茲不贅述。(16)

侍其瑛和吳無至所製的無心筆先後得到了黃庭堅的激賞，在黃庭堅看來，此筆最大的優點在於“小大皆可人意”。從黃庭堅的傳世作品來看，元祐以前以小字爲主，而元祐以後逐漸形成的個性書風却是建立在大字的基礎上的，事實上他在此之前就意識到大字不是小字的簡單放大，而有一套有别於小字的技法體系，在這一點上，他和蘇軾達成了共識。“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確論也。余嘗申之曰：‘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17)基於這種認識，他認爲不能單純師法以二王爲代表的小字書法，而應該直接取法大字。他說：“欲學書者，當以丹陽《瘞鶴銘》字爲則。”(18)從黃庭堅的傳世書跡來看，他確實把這一思想貫徹到實踐中去了，元祐三年(一○八八年)所書《老杜浣花溪圖並引》綫條的顫動雖顯生硬，與他稍晚一些的草書尚有不小差距，然已寓大字綫條中段不可空怯、須加提按起伏之理。傳統的有心筆由於出鋒較短，所以提按的幅度非常有限，無法寫就“中實”而有起伏的綫條，衹有出鋒稍長的無心筆方能提按自如。

基於審美訴求的差異，黃庭堅與蘇軾在擇筆問題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爲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誚，以爲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鈎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19)

對於不善大字這一點，蘇軾自己亦未嘗諱言，黃庭堅說：“東坡嘗自評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觀之，誠然。”(20)書家根據自身的書寫姿勢和書寫習慣來選擇合適的書寫工具，而工具以其自身的特性對書法風格產生影響。蘇軾以單鈎執筆法寫小字，筆側臥於手中，對筆頭的長度必然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喜歡用短鋒的有心筆，在書寫姿勢與習慣的作用之下，他的書法多作扁肥狀，取側勢。黃庭堅雙鈎懸腕，筆頭自然不可過短，否則不利於鋪毫、使轉，寫出的綫條會非常僵硬，衹有無心筆才與黃庭堅理想中的書法風格相契，讀《書吳無至筆》《書侍其瑛筆》，不難體會他喜獲稱心利器的歡欣之情。

北宋能作無心筆的知名筆工，除侍其瑛和吳無至外，還有張耕老、嚴永、郎奇、呂大淵等，黃庭堅對他們所製的筆無不青眼有加，與他們維持著良好的交誼。他試用張耕老所製無心羊毫筆後贊歎道：“老羝拔穎，霜竹斬榦。雙鈎虚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爲樸。雞著金距，鹿戴千角。”(21)羊毫筆製造成本低廉，其使用源於社會中下層，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22)當時士大夫文人多視羊毫筆爲“筆之最下者”，直到南宋，對羊毫筆的歧視仍未止息，如劉克莊就曾譏評羊毫筆“衹宜茅舍用，難向玉堂揮”然而，黃庭堅却使用了羊毫筆並且給予了如此中肯的評價，這在當時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他未必是第一個使用羊毫筆的士大夫文人，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首先發現了羊毫筆的價值。所謂“雙鈎回腕”正是大字作法，反觀黃庭堅元祐、紹聖以後的大字書作，不難發現綫條多圓渾厚實，墨色稍乾處尤見剛中之柔。元符三年(一一○○年)所書的《牛口莊題名卷》(圖一)和《贈張大同卷》(圖二)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前者字徑近二五厘米，後者字徑也近一○厘米。這兩件墨跡中，點畫起收處幾乎完全不露圭角，不少長撇和懸針竪的收尾處也不見鋒芒，這不僅迥異於當時流行的書寫習慣，而且，通過與黃庭堅書寫時間僅比上述兩件書跡早數月的《致雲夫七弟尺牘》(圖三)(23)比對，我們還發現以《牛口莊題名卷》和《贈張大同卷》爲代表的大字起收筆的筆觸與他晚年的小字也大相徑庭，而結字方式却基本一致。由此，我們有理由推斷他寫大字和寫小字所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黃庭堅晚年大字書跡所見的起收筆不露圭角、中段壯實的綫形是無法通過正常的純硬毫與偏熟的紙面之間(彼時書寫用紙多偏熟，從這兩卷墨跡的滲化程度看，所用紙張也應該偏熟)的物理作用形成的，而偶見的尖細筆觸則足以排除這兩幅大字用禿筆寫就的可能，除了禿筆以外，只有柔軟且蓄墨量較大的羊毫或羊兼毫才能留下這樣的筆觸。

黃庭堅對侍其瑛、吳無至和張耕老三位筆工所製無心筆的評價似乎能反映一些頗爲重要的問題。元豐年間侍其瑛的紫毫棗心筆“筆無心而可書小楷”，元祐年間吳無至的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黃庭堅没有明確記載試張耕老的無心羊毫筆的時間，但我們知道這種筆能完成“雙鈎虚指，八法回腕”這一寫大字的核心動作；從傳世書跡來看，黃庭堅早年大字書作並不多見，大字作品多書寫於元祐以後，他試張耕老筆的時間至少應晚於試吳無至筆。早期無心筆之所以以硬毫爲原料，很可能是因爲仍然受到有心筆的影響，後來，隨著加健技術的逐漸成熟，以羊毫爲主的軟毫才逐漸被應用於無心筆的製作。從神宗歷哲宗到徽宗朝，隨著無心筆製作工藝的逐步完善，在原料選擇上從適於寫小字的硬毫變爲適於寫大字的軟毫，黃庭堅的個性書風在書寫工具不斷改良的影響下也逐漸確立起來。

元祐年間，“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24)那時的黃庭堅已頗有書名，周邊的文人雖仍無法理解他取法摩崖大字之類的觀點，但在書寫工具上的選擇上却步武其後。黃庭堅離世後不久，無心筆終於取代傳統的諸葛有心散卓筆成爲翰墨場中的新寵，宣城諸葛氏在嚴峻的市場形勢下不得不對產品進行了調整，開始製售無心筆。蔡絛《鐵圍山叢談》云：

及大觀間，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毫樣，俄爲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繇是奔走時好，至與挈竹器、巡閭閻、貨錐子、入奴臺、手抄圭撮者，爭先步武矣。政和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25)

按，此處“魯公”非颜魯公，當指其父魯國公蔡京。“長鬚主簿”借代羊毫筆，由於黃庭堅喜用無心筆，天下風從響應。隨著無心筆的流行，毛筆漸趨虚軟，羊毫的市場優勢逐漸凸顯，開始被士大夫文人廣泛接受。

無心筆的價值能被黃庭堅發現，侍其瑛與吳無至這兩位筆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吳無至與黃庭堅的交誼，或多或少地左右著黃庭堅對這一新型筆種的接受。“大小皆可人意”的無心筆與黃庭堅懸腕作大字的習慣相適應，解決了綫條的厚度和使轉的自由度問題，成爲黃庭堅書風走向成熟的一大動力，對此，清人的認識仍很清楚：“莫道雙鈎舊勢微，筆材猶識吳無至。”(26)另一方面，黃庭堅以其烜赫的書名對當時乃至後世學書者的工具選擇產生深遠的影響，無心筆因黃庭堅的推波助瀾而取代以諸葛筆爲代表的有心筆成爲文房新寵。同時，較早製作無心筆的優秀筆工也從此流芳百世，誠如清人陸廷燦所言：“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塘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於後。”(27)

四 餘論

北宋筆制新變的成果——無心筆成爲此後近千年毛筆形制及製作工藝發展的新起點。一方面，後世的毛筆形制與工藝基本上没有脱離“無心散卓”所確立的範式；另一方面，以羊毫筆爲代表的軟毫筆的風靡也正是以“無心”爲基礎的，據考古發現，在有心筆的原料選擇中，筆心衹用硬毫，即便披毫也較少用軟毫，這是爲了保證筆鋒彈性而做的選擇，而無心筆製作工藝的出現保證了筆在書寫過程中的鋪毫能力，於是軟毫逐漸被接受。

在北宋筆制革新影響之下成熟起來的黃庭堅書風在二王一脈以外開掘了另一種審美上的可能性，他提倡取法六朝碑版，用大字來表達、强調長綫中段的提按起伏及其表現力，結字多取横勢，凡此種種，與清人所宣道的碑學理念契合無間；(28)他還通過構造點、綫對比形成鮮明的反差，從而產生强烈的視覺衝擊力，這一處理方法在書法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祝允明的大草便浸漬在黃庭堅草書的流風餘韻中。令人惋惜的是，元明兩代的復古之風勢力過於强大使黃庭堅的書法史意義一直被低估。

書寫工具的變化深刻地左右著書法史的發展，而北宋筆制轉變作爲一個具體的實例展示了其中一種影響機制。轉型中的書寫工具直接影響一個具備創新意識與能力的書家的書法風格，而該書家的革新書風由於其在當世和後世的影響力而成爲一種新的典範，典範的確立往往意味著書法史的新轉向。在這個過程中，筆工所起的作用除了發揮自身的才智改進或發明製筆工藝以外，還表現在通過建立與士大夫文人的交遊網絡，使新的筆種得以借力於他們的社會影響而得以被推廣。

追記：關於黃庭堅對無心筆的普及所作的貢獻以及北宋書法作品尺寸變化與筆制嬗變之間的關係，何炎泉先生也在《北宋毛筆發展與書法尺寸的關係》(收入孫曉雲、薛龍春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北宋的毛筆、桌椅與書法》(《故宫學術季刊》第三一卷第三期)兩篇文章中作過討論。撰寫本文時未注意到何先生的高論，以致第三節雖然論證角度與何先生並不完全一致，但觀點頗有重合處。這是我們的過失，應該向何先生以及其他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致歉。